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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由叶开先生的说法说开

作者:韩石山  发布时间:2019-6-12 10:42:11  点击:345次

       网上浏览,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叫叶开的先生写的,题为《毁掉中国孩子写作能力的七宗罪》。前六宗不说了,第七宗是:孩子死记硬背的都是能百度到的。理由嘛,也说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知识是无穷尽的,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记到脑子里,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完全没必要。因为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只要鼠标轻轻一点,想要的知识就会立马蹦出来。



作家叶开


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比如课本上叫背《岳阳楼记》,你不背,要用了,在电脑上键入“岳阳楼记”几个字,肯定能查到这篇文章;叫背《捕蛇者说》,也不用,同样的方法,不光是原文,连翻译都有。叶先生还有他更为坚实的道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预存储知识,一类是即需即学知识。像课本上规定的这种文章,当然不能算是预存储知识,也就不必死记硬背了。

更绝的是,这位叶先生还是个小小发明家,发明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学习方法,且起了个名字,叫“写作虹吸知识”。意思是,需要写什么,发现自己某方面知识不够,返回去找资料,阅读,思考,整合,再提炼……待文章写完,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自己。

不知道此公何许人也,听口气像是作家,看路数又像是学者。作家才会谈论写作的能力,学者才会教人获取知识的门径。

我也算个上过大学的,虽说没学下什么,总是进过那个门。从学校出来后,教过多年的中学,最后教的是高考复习班。我从来主张,上小学,上中学,都是要“诵读”即大声朗读的。诵读到什么程度呢?背的,要到死记硬背的程度;读的,要到滚瓜烂熟的程度。这样一来,叶先生说的不必死记硬背,就跟我说的诵读相冲犯,也就不能不说几句了——不是为我自己争什么,实在是怕这种邪门高论,害了无知的孩子,害了盲从的家长。

先得提高一下认识,也是普及一下常识,就是中小学的学习,不全是知识的积累,更多的是能力的养成。就是知识的积累,到了要死记硬背的程度,也不会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因此上,叶先生的那句,“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记到脑子里,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完全没必要”,只是没有教过书的人的“假想敌”。以此苛责教师,先就对不起教过你的小中大学老师——我不相信,叶先生求学过程中的哪个老师,会要求叶家的这个孩子,“把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记到脑子里”?这种不着调的话,我在这里引用,都觉得自己近日是不是患了重感冒。摸摸额头,不热。


若仅仅是知识,我们背《捕蛇者说》,就成了记住蛇毒能治什么病,背《岳阳楼记》,就成了想知道洞庭湖一带的气象变化……大而化之地说,就是预储备的知识,多半仍是为了能力的养成。

死记硬背,滚瓜烂熟,正是为了能力的养成。同样是记住,默读记住不行,多看记住也不行,就是要高声诵读记住。道理在于,你要记住的,不是白纸黑字的句子,而是有声有色的文章。此中道理,似乎有点玄,打个比方,一说就明白了。好多人都会唱歌,从小学到中学,老师教过的歌,总有几十首吧。喜欢唱歌的人,拿起歌词,轻轻哼上几下,就能唱下来,跟名家的原唱相比,不一定多准确,但听起来也蛮顺畅的。这是为什么呢?懂音乐的人怎么解释我不清楚,我的看法是,他有音乐的训练,等于脑子里有许多调调,起个头,顺着歌词的意思哼下去,就成了动听的歌声。跟原唱不太一样,可你不能说他唱的不是歌,不靠谱。凭了诵读培养起写作的能力,就是死记硬背最显著的一个功用。看了题目,就知道该怎么写文章,有了感触就能写出好文章。

举两个例子吧。

1980年春夏间,中国作家协会办了个文学讲习会,时间是半年,开学后又改名为文学讲习所第五期(与五十年代丁玲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接续上),我有幸参加。四人一室,我的同室学友,有一位是故去之后声名益彰的贾大山先生。此人只有高中学历,但是据他说,他是背书成了习惯的人。证据之一,是他在学习期间写的短篇小说,都能从头到尾,连同标点符号,用他那河北腔,不紧不慢地背下来。我的床,跟他的床,临近门口,各靠一边,我就坐在床沿上,听他背过好几次。这还不算,他读了文章,那种仿效的能力,更是让人吃惊。我们学习,有那么一两个星期,是学习《史记》。发了选本,请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先生讲。有一天大山对我说,《史记》的笔法,他已大致掌握,且写了篇小文章,问我可愿意听听。我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说,你就背吧。他在那边床上,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背了起来:

 

石山者,临猗人也,韩姓。少聪颖,喜读书;及长,善横舞。夜,欲尿,以面盆接之,琅琅有声


我一听,差点笑喷了。这哪是文章,不过是糟蹋我罢了。彼时改开伊始,连北京都不准办舞会,而文学讲习所不知哪儿来的胆子,一星期办一次,好多文学界的大腕都来。我是乡下来的,连学舞的勇气都没有,但一点也不妨碍去看,看了还要说俏皮话。我曾跟大山说,跳舞的动作要领,跟性交没什么不同,不过一个是横式一个是竖式罢了。我们去的时候,是四月初,天还冷,晚上要方便了,就尿在脸盆里,早上倒掉,在水管子那冲一下再去洗脸。大学几年,都是这么做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大山他们三个(另两位是李占恒和王成启),大不以为然。大山曾恶狠狠地冲着我说:“嘛人!还讲究是大学生!”这两个掌故一说,就知道大山的仿《史记》文,多么的狠毒了。不过,我在笑骂之后,又不得不佩服,这个贾大山,真是有本事,能把握声调做出文章。如果《史记》里有篇《二丑列传》,内中有韩某人,这样开头,该是多么的奇突而又风趣。

这是有了感觉,便能信笔成文的例子,再举个见了题目能信笔成文的例子。本着古人内举不避亲的成例,我要举的这个例子,是我女儿的一篇作文。女儿叫韩樱,是太原某小学的老师,今年教六年级。有一天,她在走廊里见几个学生匆匆而过,问是何事。说是同学曹桢宇的足球破了,他们要去操场,给足球开个追悼会。韩老师问,你们有没有写个悼词啊?说没有。她拦住一个同学,一起进了办公室,说你等着。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写好一篇小文章,说拿去念吧。后来她将《悼足球》发在“老韩家”群里,众人看了,都说好。又将稿纸照相发给我看,果然是一张普通的备课用纸,只改了几个字。且将原文抄录如下:


曹氏足球,生于工厂而售于网络,终归于曹氏桢宇。曹氏桢宇,酷爱足球,日日思之,夜夜念之,遂带之于校。课余十分钟,呼朋引伴踢之,时甚短,亦不亦乐乎。三年,球破,剥皮放气,甚是欢愉。观足球一生,奔波于臭脚之中,嬉戏于操场之上,虽不得好死,然得曹氏乐之爱之,其生足矣。余闻,亦哀之痛之,作文以记之。己亥年二月廿八日吉时。


此文的卓异之处在于,叙事简约而有趣;最为可贵的是,竟在足球的那个字上,做足了文章。名为足球,尽人皆知,踢来踢去,原是本分,但她用了个“其生足矣”,则境界立见,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女儿所以有此捷智,与她从小就勤于背诵古诗文,不能说没有关系。有了积蓄的众多调子,题目一定,信手为文,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就要说到诵读的调子了。

现在的中小学生,背诵古诗文,几乎全是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声调,在我看来,可谓大谬不然,误人匪浅。这样的背诵功夫,对写作即便有益,其益处也着实有限,顶多只对写某一种文章有好处,比如报纸上的社论,临阵前的表态。对写散文一类的文章,反而会造成妨碍。

该用什么调子呢?谁说了都不算,只能是从现代作家开始,往上寻按,直推到古代。

徐志摩,1897年生人,在《雨后虹》里,说到他在私塾读书的情形:“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是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乐乎’……先生还是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注意一下,徐志摩说他的念书,近似乎“喊”。另外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学生(读书官官)在念自己的书,先生也用同样的声调,念他的“清平乐府”。若先生不是高声诵读,小志摩在下边或旁边,就不会知道先生念的是什么书了。

再往前推。鲁迅,1881年生人,长志摩十几岁。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于是大家放开喉咙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私塾里的先生和娃娃们


比较两人的回忆就知道,两人在私塾读书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学生在下面高声地念,先生在上面也是高声地念,而且念的东西,还都是“清平乐府”之类的词,想来是词这种东西,念起来的感觉好些,能沉浸其中,自我陶醉。再作细的考究,就会发现,还是鲁迅的回忆更高明一些,他不光记下念的内容,也记下了念的声调,这便是“呢”“”“嗬”等语气词,和许多波纹号。有了这些,再加上前面学生念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们的念,是怎样的调子。

再举个我亲耳听到的例子,就能知道,徐、鲁当年读书,究竟是怎样的调子。仍是1980年,我在北京文讲所学习时,文讲所在左家庄,占用的是朝阳区委党校的房子离中国青年报社所在地海运仓不远有一天学校通知,著名作家姚雪垠在中青报社的会议室讲写作,想听的可以去听。那时《李自成》正火,讲习所去了七八个,有我,也有贾大山。讲课中间,姚先生一时高兴,背起了《岳阳楼记》回来的路上,大家都盛赞姚先生,这么大年纪,还能背下那么长的古文。我低声对贾大山说,这不算什么,我也背得下来,这叫童子功,小时候背会了,刻在脑子里,一辈子都忘不掉。我留意的,不是他背得对不对,而是他背的声调。当时的感觉,跟我小时候背书的调子是一样的。姚是1910年生人,比徐志摩又小十几岁现在可说,民国时候的读书人,念书背书,就是这么个调子。

接下来要探究的是,古人诵读,又是怎样的调子呢?

这几年,我在京闲住,陪老伴看孙子,怕无书可读,便带了几种耐读的书,其中有一套《杜牧集系年校注》四册。这套书的好处是,一首诗之后,校注甚详。有时一句诗,没有几个字,而,一列就是十几二十条。一天下来,看不了半首诗。《阿房宫赋》的注文里,有一条是引用陈秀明《东坡闲谈录》中的一段话,说的是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的一件事。这是苏东坡第一次被贬官,他的三儿苏过跟上去了。同时跟上去的,还有两个老兵——或许不是跟上去的,是到了黄州派给他的。他在黄州的职务是团练副使,相当于民兵组织的副职,派两个老兵服侍也在情理之中。住的地方不大,东坡住里间,苏过住外间,两个老兵夜里在厅堂值守。东坡先生有个习惯,每天都读书,晚上还要读上一阵才睡觉。这天晚上读完书睡下了,两个老兵坐在厅堂值夜。坐久甚苦,两人就聊起来,都是陕西人,满口陕西腔。这天东坡先生读的是杜牧的《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就咨嗟几声。大概念了不止一遍,两个老兵听得都烦了。待他睡下后,一个长叹一声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哭声。”另一个说:“也有两句好(西人皆作吼)。”前一个说:“你又理会得甚的。”后一个说:“吾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过在里面躺下了还未睡着,全听见了,第二天告诉东坡先生,东坡大笑说:“这汉子也有鉴识。”

有了这个记载,就知道东坡先生读诗时,是怎样一个调子——“连作冤哭声”。这老兵是陕西人,我是晋南人,两地隔着一条黄河,说话腔调,完全一样。什么是冤哭声呢?说白了,就是《小寡妇上坟》的调儿。我上大学时,一位教《历代文选》的老教授,郝树侯先生,讲《诗经》。不记得是讲哪一首,忽然就学着《小寡妇上坟》的调子唱了起来:“青天耶——蓝天——湛啦啦天,老天爷——杀人耶——真是个可怜!”连住子唱了两遍,腔儿拖得长长的,到末后像是要断了气。

想象一下吧,东坡先生用这样的调子念《阿房宫赋》,一边念一边想着自己的身世,怎能不动了感情,怎能不让厅堂的老兵听了心酸?

回过头来,说说我自己。

我是1953上小学的,中学也是在家乡上的。我记得,我们从小学起,念书就是那么一个声调,还要带上动作,身子前后摇晃着,真个是前仰后合。念的时候,并不是像现在的学生那样,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往下念,中间稍有停顿,作喘息之用,而是要带出许多个嗯嗯的声儿来。像念《捕蛇者说》,起句“永州之野产异蛇”,永州之后要一下,之野也要一下。背书呢,常是眼睛“沙蒙着,就是半闭半合,摇头晃脑前仰后合,仍如故,只是幅度小了许多,而嗯嗯之声,又大了许多。背得顺当的时候,这些嗯嗯,就是节奏,缓上口气不顺当的时候,遇上想不起来的地方,多嗯嗯几下,说不定就想起来了,也说不定就“连”过去了——注意,这儿的,有蒙混的意思,也有声调不停止的意思。


多念多背,这种训练一旦成功,等于文章的调子刻在你的脑子里了。写文章,写到某处,你要停下来都停不下来。为什么呢?你要是停下来,就等于是声调齐喀嚓断了,文气就不通了。古人有“文气说”,想必就是这么来的。而文气之通畅清丽,最好的处置,莫过于句子的对称。就像唱歌一样,唱上一句,必须有下一句和上,也才悠扬动听。空口说不清,且举个切实的例子。

1923年,周作人跟徐志摩曾打过一场笔仗后人分析,说是新旧思想的冲突,还有更玄的,说是关乎喜爱的女人的背叛,比如我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事情出在,徐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发了一篇称赞陈西滢文章的文字,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西滢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这句还没什么,下面的,就另有味道了,说:“他还是他的宁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文章发表的第三天下午,北大同事江绍原见了就说,这句话有毛病,那实在是骈文的流毒,志摩你仔细看全句就知道。几乎是话没落音,足未旋踵,周作人就骂上门来了——不是真骂,是写文章,暗指陈西滢曾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且说了此生在文章中最为恶毒也最为气愤的一句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

此事具体涉及哪个女性,就不必说了。引起周作人勃然大怒的句子,则可以推导出来的。徐志摩的文章,说法郎士也好,说陈西滢也罢,说一个男人对女性太忠贞,都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如果说他对另一个也曾爱过这个女人的男人,且是个老男人,是怜悯的,那可就是惹下天爷了。徐志摩会不会这样看陈西滢与周作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会。可他是个受过旧文学浸淫且积习难改的人,当写下“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怎么能齐喀嚓地断了呢?于是想也没有多想,就配了句“唯一的动机是怜悯”。这句话用在这儿,几乎是说,还是把那个有关涉的女子的名字说了吧,就是凌叔华,此前还是周作人的学生,很快又做了陈西滢的待婚情人。拐个弯儿想一下,岂不就是说,陈西滢虽说拥有了凌叔华,对老男人周作人还是怜悯的。怜悯用在这儿,几乎就是鄙视,怎么能不叫周作人气得跳了起来,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闲话事件”呢?

举这个例子,顺便也说了死记硬背这种文学训练带来的坏处。

恰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当天,4月23日,看到“今日头条”上发布了一篇妙文,名为《告假书》。是杭州一个初三毕业,保送上了高中,不需要参加中考复习的学生,叫李俊喆,写给将要离别的老师同学的信。骈四俪六,音韵铿锵,既见学识,又见性情。且看这么几句:“离别之时,惟因九年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而感激吾师。遂许今后必多多看望,报吾师桃李之恩。又因九年互帮互助,玩耍共乐而念吾友。遂于临别之时,抒吾一腔感激,以报同窗之缘。”看了的会说,这孩子是仿学过的古文写的,就是他自己,也承认后半段是仿《出师表》。但是,我这老语文教师看了,能看出哪句是仿的,哪句是化的,哪句又是造的。比如这句,说他到了新学校,“会当日以继夜,奋发读书,踏初中三年基础,博高中三年大成”。这种文章,讲究的是对偶,字词对偶,句子对偶,但若全是如此,就成了胶柱而鼓瑟。第三句是“踏初中三年基础”,顺下来说“博高中三年大成”,语意也不错,只是平了些,而在“三年”与“大成”之间加一字,语气舒缓而上扬,精神就不一样了。倘若我是他的老师,批这样的作文假定是篇作文),此处就要来一句:加一字,境界全出。

据这位同学说,他写此《告假书》仅用了二十分钟。这就是平日多念多背的好处,信手拈来,便是佳作。

有人会说,你举例子,怎么举的都是写文言文的例子?是不是说,多念多背,对写语体文没有多大的益处?不是的,我很想说说,少年时打下了死记硬背的功夫,对长大后写作的好处有多大,只是觉得扯开了,太占篇幅。话说到这儿,且说上几句。近世以来,文字好,且走的是炼字的路子的作家,计三人,鲁迅、沈从文、汪曾祺是也。多读他们文章的人,不难有此感觉。我可以说,他们的成功,全在少小时死记硬背的童子功上。当今健在的老作家里,文字最好的是邵燕祥先生;我唯一遗憾的是,他这么好的文字,写了杂文,实在是太可惜了。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就得说一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什么就写不下去?在一本关于鲁迅与胡适的书里,我曾分析过,说是宋代以后,白话入诗,话本兴起,文人作文,已趋于语体。胡先生那种“鸡蛋里挑骨头”(文言里挑白话)的著史方法,就不灵了。满眼都是白话,哪里去找史的感觉?到了明末清初,说部大盛,民间行文,多用语体。文言与语体,自然地分作两途,各有规范,各有职司。大体上可以说,文言用于政府文告、碑铭祭祀、日记信札、诗词唱和,语体用于宗教传播、戏曲演唱、随手札记、文学写作。胡适他们,实在是心急了些,见识又浅了些,再待上几年,畛域更加分明,哪用得着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倡导什么白话文运动?世间文言白话,各有职司,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共创中国文化的太平盛世。

不能再往开里说了,再说下去,三万两万字都说不完,还是就此打住吧。

最后还要说一句:感谢叶开先生,你的几句未必全错的大话,让我痛痛快快地写了这么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


2019年4月23日于赁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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