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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王阳明(之三)复出庐陵事上练

作者:陈雪  发布时间:2019-1-8 18:27:14  点击:231次

话说王阳明贬谪到贵州龙场干了三年驿丞,期满之后一出山,就当上了一把手――江西吉安府下属的庐陵县知县,这一年是正德五年。

从驿丞到县令,从罪吏到七品实职,这是王阳明入仕以来的一次命运小转折。这个转折与一个人叫乔宇的人关系极大,他可算是王阳明的大贵人。乔宇当时官至户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官阶四品),王阳明能从贵州龙场走出来,与乔宇向朝廷的力荐有关,当然后来他们还成为了好朋友,甚至乔宇还经常问学于王阳明,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同僚,那是后话。

王阳明在贵州虽然办了很多学校,讲了好多心学和事上练的道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也可能仅是“知行”而没有“合一”,起码在工作实践中还无正儿八经地运用过“知行合一“的这一理论。说来也巧,王阳明新官上任,到庐陵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若是换回他人,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动乱。据《庐陵县公移》记载:“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辩所言,大意欲求宽贷。”那一天王阳明刚刚坐在县衙的公堂之上,凳子都还没坐热,数千人突然上访告状来了,庐陵人闻知新县令上任,也不知谁消息那么灵动,一下子召集来数千乡民汇聚到县衙门口。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跪地磕头,一片嘈杂当中又不太清楚他们在诉求什么,隐约之中似乎是与宽贷免税有关的事。王阳明新来乍到,对此事不太了解,一时不知如何答复。但他深谙“知行” 之理, 今一无所知,如何施行?故他沉着应对,临危不乱,静似待动。王阳明等他们乱了一阵子后,对着众人说,你们一片嘈杂,大声喧哔,我实在不知大家要状告什么,要不你们选派出几个代表,坐下来慢慢细说。代表选出来了,经过了解王阳明才知道乡民是为减免税赋而来,而且这种税叫葛布税。王阳明虽无做过县官,但做过京官。明代的进士出来之后有个惯例,先到六大部见官实习,在贬至龙场之前他在刑部户部都呆过,多少了解国家的税赋律法。比如这项葛布税就与朝廷颁发的税律有相悖的地方。因为葛布产于江淅,庐陵人只是购来加工而己,原产税己在产地纳过。今再次征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一打听,果然是一新来税监近年增加的税种。王阳明二话不说,当场宣布从即日起免除这项税赋。

这件事很得民心,也处理得干净利落,却把一个税监给得罪了。这位监税姓王,是个太监,王阳明吃过宦官乱政的大苦头,小命都差点丢在刘瑾的手里。好不容易躲过了这次人生大劫,冤家路狭,今刚复自用又碰上了宦官王税监,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王阳明如何来摆平这件事。王阳明却胸有成竹,他对学生讲学时常说到“事上练”, 他觉得如今正是“事上练”最好的练习实践机会。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洞悉全局,熟悉律法,谙熟心理学,且又擅长文字表达,便觉得写信向上反映情况是最理性最直接的方法。信写给谁呢,自然是先给他的顶头上司吉安知府。他知道,这封信王税监一定可以看到的。他也了解到王税监这几年在吉安府里拿着朝廷的丰厚俸禄,不但无所作为,还巧立名目四处掠取民脂民膏,这正是他要反映弹劾的内容之一,这也是王税监的软肋所在。

  他在信中说,庐陵三年前的税赋总额是三千四百多两,现已高达万两,这是怎么多出来的呢?单葛布税一项多了几千两。庐陵不产葛布,为何要增此税赋?显然是有人违犯律法巧立名目。历朝历代老百姓激纳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乱设税目妄加百姓税负又是国法所不容的。

  王阳民在信中分析道,这样继续下去的后果是:“百姓愈加惊惶,恐自此永为额。”若成为长期性的税种,那后果更为严重:“民产已穷,征求未息,况有旱灾相仍,疾疫大作,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顾疗,幸而生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夕。”苟税猛于虎,王阳明笔下的庐陵盗贼四起民不聊生的惨状己跃然纸上。王阳明写着写着,笔锋一转来了个绵里藏针,接着说:“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说了一番硬话来了一句软的,把硬、软、哄、吓拉、骂都用上去了。说到底这封信无外乎通过吉安府向王税监传递如下信息:一、这种税不合理,有中饱私囊之嫌;二、它的实施已把庐陵的百姓逼到了绝境,再不叫停有官逼民反的危险;三、可怜一下庐陵的老百姓吧,我作为这方水土的主官,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只能先斩后奏把此税免了;四、如果你们不理睬不同意,仍我行我素,那我只能向上反映了,有问题有责任有罪过都我一人承担。因为信的最后是:“若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

那就是说:我是一县之长,如果因为减免葛布税所引发的一切责任后果都由我一人担当。有什么都冲我来,别拿老百姓开涮。这是硬话,不是气话,也是一种敢作敢为敢担当的大丈夫气势,他做好了再次被撤职流放的准备。果如王阳明所料,王税监读罢此信,真是对王阳明恨得咬牙切齿,怒火燃胸。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王阳明呀王阳明!你这个该死的王阳明!你干么一出山就与我作对?坏我好事?眼睁睁地看着一年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没了,我能不心痛不气愤不恨你吗?我能不把你往死里整吗?但一想到王阳明那豁出去的劲头,一想到他那股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犟劲和信中对他中饱私囊的猫腻之事的旁击侧敲,又退缩了。若王阳明真把此事捅上朝廷,自己决没有好果子吃,说不定还会因此翻船落马,获罪问斩。权衡利弊,思虑再三,王税监最后还是同意把葛布税给免了,这真叫打碎的牙齿带血往肚里吞。

第二件事也是王阳明的破冰之举。古代的江西吉安府是个人才辈出的神奇地方,而庐陵县更是藏龙卧虎之地。远的不说,单从宋代开始,随便掰指一算,就有欧阳修、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解缙、杨士奇等等大文人出生在此。这些人不是学富五车,名贯天下,就是官居高位,一言九鼎。有人统计过,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创立科举取士制度以来,庐陵一县总共出了二十一个状元,三千多个进士,举人、贡生、秀生难计其数。一个小小的县域有如此之多的状元进士,可能在全国也没几个地方可以类比吧。可以想象,这些科举入士的官吏分布在全国各地从政为官,在带动和影响庐陵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编织了一张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在如此复杂而敏感的人际关系中治理一方,本身就是对王阳明的一大考验。在如今看来,县长己是大权在握的一方诸候了,但在古代却是最小的七品芝麻官。国、省、府、县四级政权体制中它属于最基层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当时县令的主要工作就是两项:一是征夫收税,二是地方治安。庐陵的独特还因为读书人多,状告诉讼成风,一点鸡毛蒜皮之事也可写成洋洋十万言罪,而且还应用而生了许多专门代理诉讼的民间机构,历届庐陵县令都被这些诉讼搅得焦头烂额。王阳明要破解这一难题,又成为他“事上练” 的另一项重要的实践内容。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原理首先体现在“知”。知也可以理解为知道、知情,洞悉全局,通盘掌握。故“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从这段文字可知,王阳明到任之初,对辖下的乡风民情,奸良忠刁是先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然后才针对庐陵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解决诉讼成风问题的三个步骤:一限,二拖,三改变。什么叫做限?限就是限制,限制什么呢?限制告状,不是不准告状,是限制一状多事,那些邻里之间,因为一只鸡,一捆菜的事情在村中族中解决,上升到刑事的案件才告官。状纸宜短,告状只许一事一告,每份状纸不许超过两行,每行不许超过三十字,加起来也就是六十字以内。第二个是拖。如何拖?王阳明开诚布公地把自己身体状况告知大家,因为自己一直带病工作,公务繁杂,什么事情都得分个轻重缓急,故重要的事情先办。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就先放一放,拖一拖。这一拖不是推诿踢皮球,而是“冷”处理。

很多案子因为双方当时一时火起,诉诸县衙,一经冷却,双方随着时间推移,气也缓了,火也降了,便有了私下和解或撤诉之意。这也确是个好办法,因为打官司往往打的就是一口气,气一消,这官司再打就没有了意义。第三是改变。改变什么?改变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了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王阳明提倡建了两个亭子,一个“申明亭”,一个“劝善亭”。申明亭是古代乡制中的一个重要功能组织,每个乡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乡贤让他们对所在村所的民事纠纷审理评判,然后劝谕调解。劝善亭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把每年的在各乡各村的好人好事列榜公布,悬挂于亭。这一申一劝,抑恶扬善,奖罚分明,成为了改造乡村风气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王阳明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辖地的社会风气,而这些制度也不是他闭门造车瞎想出来,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朝廷的律法和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出来。这也是知行合一的一种“事上练”。除此之外,王阳明在庐陵任上又碰到了百年一遇的干旱,他斋戒一月而求雨,结果真是天降甘霖,解除了庐陵旱灾。说起这些有点玄乎,也令人费解,古代的官员都是饱读诗书,谙熟天文地理的博学之士,但他们有时的行为方式,在今天看来却有些滑稽和不可理喻,甚至接近迷信。比如韩愈贬潮时因鳄鱼为害百姓,曾撰文设坛驱鳄,祭文诵读之后传说从此鳄归大海,不再在韩江为患。而苏东坡在风翔和徐州任上都碰到了百年一遇的干旱,他也一样设坛求雨,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著名的《喜雨亭记》。王阳明后来在出任南赣巡抚时也写过一篇叫《时雨堂记》的文章,这与苏东坡的《喜雨亭记》多少有些近似。不管神灵是否存在,但如此祈求的行动又往往灵验,老百姓更把这些体恤民情的官吏捧作神明,于是他们身上便似乎有了呼风唤雨,降魔祛邪的神灵之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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