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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浸染的高潭

作者:李华生  发布时间:2020/4/8 9:29:42  点击:1745次

——红色革命苏区高潭纪实


序 幕


  中国江西省赣南地区。

  有一座与闽、粤、赣三省交汇、客家人在此繁衍生息的安远县。不大的安远县地处武夷山脉南缘的南岭山脉,素有"北有庐山、南有三百山"之称的江西十大名山三百山就座落在这里。

  山中的密林深处有一个形如竖琴的巨大石屏,石屏两侧各有一瀑布,北侧的瀑布三坎三曲。南侧的瀑布直泻而下,落差百余米。高低大小不同的两个瀑布从石屏两侧相向汇入石屏前的深潭。潭中水清见底,潭面四周峭壁突兀,丛菁密林,藤结箩障,走近潭边,只听见双瀑齐鸣。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有仙女思凡携琴来到人间寻觅知音。她修长的身体,如花似月的脸宠,亮晶晶的黑眼睛,像映在溪水里的星星,均匀的身段,使人想起秀美的柳枝。她心灵手巧,善于弹琴。每当弹琴时,满山百鸟都起舞,条条河鱼都跳跃。福鳌塘下游一位姓陈的落魄书生爱听琴音,结识了仙女,跟她学习,练调弦、练指法、练弹奏,心领神会,不久就能弹出一曲曲优美动听的音乐。仙女陶醉于音乐之中,仿佛琴声里有一幅鲜明美丽的风景画,幽泉自山间叮咚流出,汇成一泓碧绿的深潭;水潭里荡起一层层细碎的涟漪,水中摇曳着一轮金黄的明月……仙女得知音,眷恋书生,情不自禁地把弹琴的全部技艺传授于他。使其弹琴技艺更为精湛。那年的春天,他弹奏起(属秋的)高声(八律的)南吕律。忽然来了凉风,草木都结了果实。到秋日,他弹奏起(属春的)角声(二月律的)夹钟律,便有暖风徐来,满山草木滋长繁荣。仙女高兴得拍打着他的胸,跳跃着说:“你弹得太精妙了!即使是师旷奏的清角,邹衍的吹曲,也超不过你呀!他们也得带着琴瑟,拿着萧笛跟随在你的身后呀!”书生放下他的琴,深情地说:“我得感谢恩师的精心赐教,没有老师的精心赐教,就没有我的今天。”他的声音特别动人,像音乐那样的好听,仙女觉得书生就是她寻觅的知音,情深意长,难舍难分,就请观音出面做红娘。仙女与书生婚配,这对情投意合的知音对着明月,在三百山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两鸳鸯,不合双飞便双死”。夫妻的绝妙和弦、对唱山歌,惊动了土地山神,上报玉帝。玉帝听了,圆睁怒目,暴跳如雷,断然反对。一天,书生和仙女正在弹奏琴瑟,突然天昏地暗,风狂雷鸣,原来是玉帝派天兵天将前来拆散鸳鸯。仙女不愿离开人间,书生拉住仙女不放,天兵天将大怒,把仙女手中的瑶琴强夺过来,插在他俩之间,并将瑶琴化成石琴,把他俩隔开。这时,仙女知道她的形态和书生结合是不可能了,于是她就急中生智,立刻把书生和自己化成一股纯清的溪水,汇合在石琴下的深潭中,他俩又结合在一起了,日夜不息的奔泻飞溅、流淌,发出的声音如琴音、如歌声、如细语,这声音好像在向人们诉说他俩真挚、永恒的爱情。

  喝过这口泉水的人很快就能够找到知音,人们便叫这口泉水为“知音泉”。

  泉水浸润了不知多少年,涓涓细流汇成了福鳌塘,福鳌塘坐落在三百山的南缘,是一个位于海拔近900米的一个山间小盆地,这里远离村落,四面青山楚楚,宛如世外桃源。

  穿过一片茅草林,是浅滩、深潭、流泉、飞瀑而交辉相映的九曲十八滩。它是三百山千百条溪涧汇集,注入东风湖前的一段河滩。

  福鳌塘中心区北隅500米处,百鸟啼鸣,飞瀑流泉,宛若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山谷口飞流直下的瀑布,落差120余米,气势雄伟,飞瀑两侧峭壁凌空,古木参天。摩崖上的石刻上,镌刻着叶选平的题字;“东江源”,每字足有10余平方米大!

  这就是位于长江水系赣江上游和珠江水系东江起源地。

  中国广东省惠州市。

  南疆边陲的惠州市有一个县城叫惠东。古老的惠东的东北面,在层峦叠嶂中有个高潭镇,村镇毗邻海丰、陆丰、紫金县,河源、汕尾,这是一个与潮汕话、学佬话、客家话交融且独特的神奇的客家山区。

  高潭多山,溪涧深窄,环境封闭,欠缺江河及平原的依托,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落的条件下,不适应大家族或大墟埠的聚居,明代以前入居的先民对比较零碎。到了明代,乌禽嶂一带寇患严重,山寨众多,为害甚烈,居民远避高潭。明万历以后,广东官府加大扫荡力度,山寇才渐被剿灭。明末清初,人们在今高潭镇区东南方的“鲤鱼地”建长安墟和在西南方建水口墟,有罗、黄、张、钟、朱、林、杜等姓氏从兴梅地区迁入。由于旧日横山隔岭的原因,高潭受外界影响少,一些风俗习惯得以保全下来。

  在古代交通线路上从高潭向南跨过双丫顶垭口有石道捷径通往海丰的虎噉或西坑,民间习惯就近到山海货物集结的公平墟市贸易,故其又受到海丰半山客文化的影响明显。有如咸茶饮食习俗,有如客家话带有闽南话尾音语调等等。当然,蓄存与兼容正是高潭客家民俗文化的主要特色,而且越发呈现她的魅力。

  对唱山歌。高潭开门见山,多为几户联绎山麓成村,先民在“耕山”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在隔山阻岭的环境条件下表达情感,常常采用一种既身心舒畅又声音高吭的对唱山歌形式进行交流。日久,这种对唱形式广为流传,词汇内容不断丰富完善,渐渐地演变成为以爱情为主调、以四句为样式的口头文学的“客家山歌”。 

  高潭因地势高悬,集水成潭而得名。高潭的泔溪河是西枝江的源流之一。当被称为惠东人的“母亲河”西枝江蜿蜒至惠州,与从赣南经河源、惠州的东江相逢在惠州合江楼下的东新桥时,但见滔滔江水浩浩荡荡地直向东莞、广州滚滚而去!于是,江面上跃动起了共和国波澜壮阔的滚滚浪涛!

      “东江红都”、“广东井冈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区政府” 在这里历经劫难,宛如莲花山上不老的翠竹,冲破层层顽石成为福佑天地的一派绿荫......

      借助于作家青松鹤影在小说《铁血高潭》、苏克等党史专家在党史回忆录《广东井冈山》,以及记者潘高耸 李燕文、黄宇翔 马海菊 黄秀霞在通讯《高潭两代守陵人:守望烈士就是守望时代恩人》等文章,我们按捺不住崇敬之情,情真意切的以纪实的形式书写可歌可泣的高潭革命史,栩栩如生地再现腥风血雨下的红色高潭之风采。

      谨此以慰先烈,彰示后人。

 

第一章:星火燎原


第一节:三点会首领拜师 黄星南受教彭湃


      海拔1400米的莲花山下,从高潭圩向南,跨过双丫顶垭口有一条石道捷径通往海丰的小路,一阵阿哥阿妹的客家山歌声由远渐近地隐隐传来:

  阿哥:“正月过了二月来,山上处处有花开。桃花来寻李花嬲,可惜中间少只梅。”(嬲:指谈情说爱)

  阿妹:“高山顶上种布姜,唔使淋水也晓生。只要两侪心甘愿,唔使媒人也晓成……”

  37岁的黄星南此刻很郁闷,他无心留意山水,更是对阿哥阿妹调情逗趣的歌声没有丝毫的兴致。这位“三点会”的首领恍若六月飞雪,好端端地却缠上了官司。

  早在清朝末年,黄星南在高潭圩镇加入“三点会”,反抗封建剥削。后来遭清朝官府镇压,被迫远走南洋各地做苦工。在此期间,他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后,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黄星南才得以回到家乡高潭圩镇的黄沙村,成为黄氏一族的族长。

  黄星南缠上官司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个叫黄金的族人,冬天上山打猎的时候,误将一个海丰人打死后去向不明。官府捉不到黄金,就要缉拿族长黄星南去顶罪,并且一定要黄星南赔偿人命。于是,黄星南为了应对官司,东奔西忙地四处找熟人。一位海丰的亲戚说,海丰县城有一位叫彭湃的富家子弟,在日本留学后现在广州做事,听说最近又回海丰了。这个人能耐很大,而且专门帮穷人做事,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兴许能帮你搞掂这件官司。

  黄星南通过亲戚找到彭拜,迫切渴求先生为他指点迷津,并通过他疏通县城的有关关系。

  彭湃听后,连连摇摇头说:“星南,在这个社会里你别迷信官司啦!自古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你打官司,有理要花钱,无理也要花钱,打得赢要花钱,打不赢也要花钱,总之你花钱就是了。”

  黄星南哽咽道:“他们无非是要讹我500两银子!我就是卖牛卖屋典物借钱,也只好认了!”

  彭湃从抽屉里拿出200两银子塞给黄星南,黄星南死命不收。

  彭湃说:“你就先收下这钱吧,算我借给你的。”黄星南只好收下银子。

  500两银子到了官衙手里,判给受害人家50两,再扣除办事费10多两,死者家属拿到手的仅仅区区30两。

  黄星南愤慨万分:“这是什么世道!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呀?”

  彭湃因势利导:“星南,要说王法呀,穷人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才行!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官府斗争,把欺压我们的土豪劣绅、地主老财、官府衙门统统打倒,我们穷苦人就有讲道理讲真理的地方了!”

      黄星南苦笑着叹了口气,向彭湃掏出了自己的心窝:“不是我们不想跟他们斗,而是苦于没有办法啊!就拿我们高潭来说,从宋朝牛牯都举旗造反,到清末期间的‘三点会’,最后不是被官府镇压下去,就是沦为土匪当了山大王。唉,闹来闹去,穷人不但仍然没有出头的天日,而且越闹越惨呀!?/span>

  黄星南向彭湃讲起了自己参加“三点会”、“同盟会”,被迫两下南洋的往事,眼里饱含着悲愤的泪水。彭湃望着这位历尽沧桑的“三点会”首领,想起了中国共产党与帮会也有过合作的经历,对于共产党而言,帮会其实是一群特殊的社会力量,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李立三1922年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罢工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彭湃心想: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为什么不能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发动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不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彭湃拉过黄星南的手说:“星南,信我彭湃一句话,过去那种闹来闹去也闹不出个名堂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彭湃压低声音,兴奋地把中国共产党已经秘密成立的消息告诉了黄星南,然后说:“我们穷苦人不用愁啦,这共产党呀,就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自由、谋幸福的党啊!“

  几次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彭湃还说,过了新年,待明年观音生日那天,我一定去高潭拜访你。


第二节:星火欲成燎原势 农民兄弟抱团来


    公元1922年3月,农历二月十九,观世音诞辰日。

  黄星南起了个大早,提着祭品朝着村口的观音庙走去。

  来到观音庙前,他放下竹蓝,在观音像前摆放祭品,一边焦虑地透过矮墙向着山那边的小路眺望。祭品摆放停当,上了香,然后把合起的双掌举到胸前,祈盼一个人的到来。

  太阳已经跃上两三丈高了,黄星南有些着急了。他不停地抽着烟。

  时近正午,彭湃打着桐油伞从南边的山路走来。黄星南立马站起身来,老远地迎了上去。

  彭湃握着黄星南的手说:“星南,我说来就来,昨晚在公平圩过夜,凌晨鸡才叫头遍,我就起程赶来了咯!

  彭湃来到观音庙前,发现小庙里的祭品。

  黄星南憨笑着:“先生,不瞒你说,拜观音是假,我等是先生呀!”

  黄星南边说边领着彭湃朝村子里走去。

  黄星南的家住在靠近高潭圩镇的黄沙村,是当地常见的民居,建于清朝末期,建筑面积约198平方米,上三下三两头横布局,砖木结构。黄星南的妻子杨四拿茶壶和几只大碗从厨房出来,黄星南赶紧从妻子手里接过茶壶和碗,一边朝彭湃道:“先生,尝尝高潭的山坑茶吧!”

      彭湃喝罢茶,走到门外,环视周围的环境,不时点着头说:“这是个好地方啊!只可惜,这里的农民都很穷啊!”然后又指着田垅对面山脚下几家低矮破烂的茅草房,朝黄星南说:“星南呀,在这几个村子里,除了你到南洋积攒了两个钱外,其余人家的生活并不好过啊!”

      黄星南苦着脸说:“先生,不要说这黄沙乡的村子了,就是整个高潭圩,也没有几家一年到头不靠猴头赤蕨度日子的。

  彭湃由黄星南领着,挨家挨户察看着黄沙乡几个村子农户的情况。

  黄星南介绍说:“我们高潭,虽然有田地千万亩,但九成以上的土地都是江达三、罗伯棠那几个大地主的,就连紫金县南岭乡的钟方记,也把霸占土地的黑手伸到高潭来。高潭农民,世世代代都租种他们的土地,除去地租,每年的口粮只够吃3个月左右,其余月份就只好靠烧炭、砍柴、采山货,或到那边担盐贩鱼过日子,遇到天灾,不少人就只好靠挖赤蕨猴头熬日子了。

  彭湃在一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小男孩面前停了下来。小男孩看上去有十四五岁,上身穿着一件又宽又长的破烂上衣,裸着下体,蹲在墙根下晒着太阳。他一见来了生人,本想拔腿逃走,却被彭湃叫住了。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一双赤脚,一双小手慌乱地遮住下体那个羞人的地方,两只惊恐的大眼却上下打量着面前这个陌生人。黄星南告诉彭湃,这是江达三佃户黄天贵的孩子。彭湃从上衣口袋里捣出一个银元放到男孩的手里,拍他的脑袋说:“孩子,拿去,叫你爸给你买条裤子。”男孩捏着银元,摊开手掌看了看,然后又把银元紧紧地捏在手心里,飞一般地往家里跑去了。

  晚上,彭湃与黄星南促膝长谈。

  彭湃听取黄星南汇报后,认为高潭圩成立区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和黄星南商议着怎样吸收更多的农会会员,并且决定筹备召开成立大会。彭湃告诉他,成立大会的时候,海丰农会也派出专人来到高潭,帮助指导建立区农会。

  黄星南明白彭湃说的话,但一想到农民的现实情况,心里又打起鼓来,担忧总是挥之不去:“先生,不怕你笑话,我最担心锣齐鼓不齐,事情好不容易搞起来了,结果却又半途而废。“

  “是呀,一盘散沙,人心不齐,不但打不倒地主老财,而且我们自己也会给自己打倒啊!“彭湃的面上显得严肃起来:“所以,要起来跟地主老财作斗争,又不想斗争半途而废,就要把我们农民兄弟全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然后联合工人、教员、学生,让天下的穷人都团结成一条心,攥成一个拳头,那我们就能够打倒我们的敌人了!现在,关键是要有几个敢作敢为的带头人啊!”

      彭湃回海丰后,黄星南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索性披上衣服走出屋外。黑漆漆的夜空里乌云密布,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直到几声破晓的鸡鸣传来,东方的天际裂出了鱼白色的缝隙,一缕阳光从缝隙里挣扎出来,发出万丈光芒。

      一大早,黄星南就去找杨国辉、罗炽卿、张佐忠、黄伯梅等几个推心置腹的朋友,把彭湃到来的消息告诉大家。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说彭湃如果再来,一定要和他见上一面。

  黄星南又前往高潭圩的中洞村的百庆楼,向宅子的主人戴焕其介绍会见彭湃的情况并谈了筹建农会的打算。戴焕其生于富农之家,富家子弟出身,其父亲戴梅是清朝贡生,幼时家景殷实,每年租金可收两三千担谷,高潭圩开有“昌号”染坊,在海丰有“中兴”副食店,住宅有“百庆楼”“百祥楼”两座大宅。戴焕其听完黄星南的话后,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并主动承担负责在中洞进行串联发动。

      转眼到了1923年8月,彭湃踏着泥泞的山路,又一次来到高潭圩的中洞村。彭湃来到与海陆丰山水相连的莲花山上,站在峰峦叠嶂的顶峰极目远望,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尽收眼底,但见四周高山险峻,五马归槽山跌宕多姿,参天嶂、五指嶂直指苍穹,寨头坳、岩石等险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彭湃心想:这里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将成为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后方基地。

      此时,黄星南的家早就聚集着杨国辉、罗炽卿、张佐忠、黄伯梅、黄伯坤、罗玉燕等人。彭湃来到黄星南的家里,兴奋地告诉大家海丰县农民协会兴起的好消息,详细地介绍了赤山约组织农民协会的具体做法,然后又向大家解释了农民协会的基本作用:我们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就可以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兄弟组织起来。现在,你们有的村就有拳馆,这也是农民兄弟的一种组织形式。但那些拳馆,大多已经给土豪劣绅、地主和反动族长控制,并不能真正为我们广大农民兄弟说话办事。农民协会就不同了,它是由农民兄弟自己组织起来的,它的会长、委员,都是由大家民主选举产生的,农民参加协会也是自愿、自主的原则。因此,农民协会有凝聚力,有号召力,它可以更广泛地使农民兄弟姐妹团结起来,跟土豪劣绅和官斗;农民兄弟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困难和疾苦,都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解决。现在,海丰赤山约等乡村的农友,已经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尝到了甜头。他们说,我们几千年来受到压迫受剥削,现在农民协会真正使我们出头了

      “先生,你就领着我们干吧!”19岁的黄伯梅血气方刚,摩拳擦掌地对彭湃说。

      彭湃微笑着环视大家,说:“在高潭呀,我已经为你们特色了一个领路人啦!”说着,朝黄星南微笑着说:“我推举星南同志做你们的领路人,你们看怎样?”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把赞成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到黄星南的脸上。罗炽卿兴奋地朝彭湃说:“先生眼力真好,有星南领着我们干,我们高潭的事准能办得成!”

      “推荐星南作我们的领路人,我举双手赞成!”杨国辉举着手说,“星南在高潭乡里中,名声好,威望高,十有八九的农民兄弟都会拥护他的。”

      彭湃对黄星南笑了笑,说:“星南同志,怎么样?我事前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搞个突然袭击啊!不过,现在看来,大家的心思和我一样,众望所归啊!”

  彭湃向大家建议道:“今天在座的都有是附近几个乡威望高的兄弟,你们是开展工作的骨干和基本力量,你们可以从自己的乡先发动,先把自己乡的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给大家立个样子树个信心。到明年这个时候,全高潭的农民兄弟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转眼,1923年元旦如期而至,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了,会员达16590人,会长彭湃,副会长杨其珊,下辖12个约农会。到8月,海丰县有2万户近10万人加入了农会组织。海丰农民运动的兴起,犹如一剂强心针,迅猛地推动了高潭农会组织的建立。

      在黄星南、杨国辉、张佐忠、钟金凤等人的串连发动下,农历二月,水口乡率先在高潭圩镇成立了第一个乡农会,钟金凤任农会长。接着,锦江、黄沙、五邻等10几个乡也相继建立乡农会。随着农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黄星南等人着手建立高潭区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统一领导全区农民运动的高潭区农会正在呼之犹出。

  1923年春,彭湃再次翻山越岭来到高潭,在听取黄星南等人的汇报后,认为成立区农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和大家商议有关成立区农会的事项,希望通过召开成立大会吸收更多的农会会员。

  彭湃告诉大家,高潭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乡村的农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尽快把区农会建立起来。他说,应该通过召开一个声势浩大、公开的区农会成立大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兄弟加入到农会来。随后,彭湃又向大家介绍了身边随行的钟景成、何子宗两个人后,对大家说:“这两位同志,我把他们派到高潭来,帮助你们成立区农会的工作。你们有什么困难、问题,随时可向他们提出来,他们会尽量帮助你们。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样,海丰农友和高潭农友之间的沟通就更方便了。

  几天后,黄星南、杨国辉、罗炽卿、张佐忠、黄伯梅、黄伯坤、黄子琦等人,在水口乡鹿子印刷厂召开了区农会成立的筹备会议,对区农会成立的各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区农会成立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高潭圩水口村,地势比较平坦,周围群山环抱。相比周围的村,水口村地处低洼,附近的福田、金坑、新联等多个村的河流均流到该村汇集,形成总的出水口,因此被称为 " 水口 "。每条河流两边,都长着茂密的竹林。从高处看,河边的竹林有的呈 "S" 形状,有的呈 "L" 形状,相互交织,如同一条条变幻的绿色飘带,为山村添绿,把整个村装扮得更加生机盎然。在村中行走,抬头见山,低头见河,侧看是竹,还有一座座平房和小楼房,处处呈现出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

      在这风光秀丽的山水之间,水口人在村中办起了一所叫“蔚起山房”的学校。

  1923年4月25日,蔚起山房的空地上,搭起了庄严的会场,会场的大门口张贴红色对联:“革命锄开平等路,农民劈出自由天”。会场正中挂着鲜红的农会犁头旗,两旁张贴着大副对联:“宁为奋斗死,不为妥协生。”300多个各乡农民赶来参加大会,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已加入农会的会员都带着非常显眼的红布袖章。大会由黄星南主持,当他正式宣布成立惠阳县第三(高潭)区农民协会时,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当黄星南宣布成立惠阳县第三区(高潭)农民协会时,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张佐忠带领到会的农民喊起了口号,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农民兄弟举起了粉枪,举起了铁拳,第一次发出了积聚在他们心中已久的呐喊:“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这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震撼着高潭的山山水水,震撼着每个劳苦农民的心,预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反抗运动即将爆发。

  会议通过农会宣言,向每个会员派发农会证,选举产生了区农会委员会,由黄星南、杨国辉分别任正、副农会长,张佐忠任秘书长,黄伯坤任农会秘书,黄元隆任财政委员,黄子琦任宣传委员,黄奋、黄伯梅、黄龙、黄潭娘、黄晋其、张绍卿、罗炽卿、钟金凤等为农会委员。

  黄星南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们除了这面农会的旗帜,每个农会会员还有一张《农会会员证》,这是海丰农友们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有了这张农会证,就证明我们是农会的人了!我希望各位要珍惜它,人人都要自觉为农民兄弟办事,为农民兄弟谋幸福争自由,为农民兄弟的利益而斗争!”

  黄星南从黄伯坤的手上接过《高潭区农会宣言》,铿锵有力地塇读起来:

  我农友,我劳工,披霜露,斩荆丛。

  受尽土豪欺压,吃尽人间苦痛。

  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人人挨锇受冻。

  流血汗,养肥害虫,谁不义愤填胸?

  万众一心,要减租,要减息,此是吾会所宗!

  全力以赴,打豪绅,反贪官,一切权力归农(会)!

  ……

      何子宗代表海丰总农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高潭农会的农友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不但我们海丰农友、高潭农友起来革地主豪绅的命,全国各地的工人兄弟也纷纷起来革封建把头、资本家的命了!自去年香港10万海员举行大罢工后,便先后爆发了湖南、上海纱厂工人,澳门、上海海员,北京长辛店、粤汉铁路工人,安源、开滦煤矿工人接二连三的大罢工。仅去年,全国爆发的工人罢工斗争就有100多次,前前后后有几十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工人兄弟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与封建把头、黑心的资本家和洋奴卖办阶级展开了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城里工人兄弟的斗争,不但维护了工人们自身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也有力地支持支援了我们农民兄弟在农村开展的斗争,这就使得我们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结成一对最亲密、最紧密的患难与共的朋友和兄弟。现在,我们工农大众的斗争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已经逐渐结成工农劳苦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了。就在两个月前,京汉铁路的工人又举行了总罢工。农会们,这说明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会场上群情振奋,振奋人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随着高潭区农会的正式成立,接着,全区24个乡均成立了农会,会员达六七千人。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的农民们,在农会干部的带领下,喊出了积聚在心中已久的声音:“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团结起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预示着高潭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高潭区农会成立后,各乡也相继建立了乡农会。至此,全区下辖的水口、锦江、五邻、黄沙、杨梅水、石门、大茂、朝客、中洞、泔溪、猴田、正尾、水下、大同、园墩、竹坑、金坑、万福、公湖、嶂下、联邻、坳头、月湖、黄坑共24个乡全部建立了乡农会,会员发展到六七千人……

第三节: 打倒土豪和劣绅 一切权力归农会

  高潭圩的农民兄弟在区农会的带领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从最早的二五减租到最后提出不用交租。同时建立了农会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与地主及封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生死搏斗。

  1923年7月26日,正是各乡农会组织迅猛发展的时候,一场特大的强台风在海南海面生成,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7月25日,台风在广东碣石湾和大亚湾之间登陆,其中心位置的风力达12级以上。到26日傍晚,正面遭到台风打击的海丰、高潭一带,山洪爆发,暴雨成灾,数千间房屋倒塌,人畜伤亡巨大,正待收割的早稻转眼间泡在水里,损失惨重。

  高潭受强台风袭击,山洪暴发,房屋倒塌,田地被淹,人畜伤亡。高潭区农会在民不聊生的关键时候,在黄星南的带领下,在做好救灾工作的同时,根据农民粮食歉收、损失严重的灾情,及时做出决议:“以三成交租为标准,如收成不及三成者,照数递减,全无收成的,则免交。”领导农民实行减租斗争。

  面对百年不遇的大天灾,设在蔚起山房的高潭区农会,此时正在开着区农会委员和各乡农会的紧急会议。

  杨国辉按照刚才研究的方案,宣布了各委员、各乡农会长下乡村包干的名单。

  黄星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各委员、各乡农会长的家里,也有不少是遭了灾的,有的情况也很严重。但我在这里提一条要求,每一个区农会委员、乡农会会长,回去后要立即到各户农民兄弟开展工作,谁都不许先进自己的家门,先顾自己的私利!如果发现谁违反这一条的,撤掉全部职务;情节严重的,农会意见大的,就开除农会!”

  屋外电闪雷鸣,闪电不时把漆黑的夜映照得一片雪亮。台风裹着的大雨发出呼呼的啸叫声,把四周的树木刮得东倒西摆。杨国辉正欲把张佐忠递过来得松明火把递给黄星南,但黄星南已经带着两个委员,转眼消失在夜色茫茫的暴雨中了。

  河水漫过胸脯,有几分寒意,三个人慢慢地向河心移去。突然,黄星南一脚踩空,打了一个趔趄,两位委员同时发出一声惊叫。好在三人的手死死拉住,两位委员拼尽力气把倒入水中的黄星南拉了起来。

  三个人就这样湿淋淋走了五六各村子。他们走到哪里,就发动村里的农会会员投入自救工作,遇到倒塌房屋失去家园的农民,他们就想方设法把灾民安置到房屋完好的农会会员家里。遇到仍呆在危房里的农民,就千方百计动员他们转移到安全的房屋去。对一些受伤的农民,则组织村中略董医道的农民进行救治。待他们三人来到正尾乡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了。

  晚上,委员陆续从各乡回到蔚起山房,大家又饥又累,但谁都没有让饥饿和疲惫表现出来,彼此一见面就互相询问各乡的受灾情况,都为农友们在这场灾害中遭受的损失感到焦虑、痛心和不安。

  松明火把已经烧完了,好在黄伯坤已准备好几大捆干燥的竹篾。竹篾的火很亮,但燃得很快,每支竹篾只能燃10来分钟,黄伯坤只好守在火把旁做竹篾的工作。火把时亮时暗,间中发出哗卟的爆裂声,火亮照着一张张焦灼不安额面孔。

  黄星南坐在八仙桌前,仿佛一个昼夜就老了许多,眼窝深陷,收削的两颊刀削一般。他正在小笔记本上吃力地记着每个委员的发言。

      这场台风,给全区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粗略统计,全区有105间房屋倒塌,8人被房屋或倾泄的山泥压死,7人被洪水冲走、失踪,32头耕牛和50多头猪死亡,近八成的早稻失收。

  黄星南面色沉重地说:“这次台风,给早稻造成巨大损害,我们开展二五减租的斗争,形势会更加严峻,阻力会更大。但农友们强烈要求我们抓好这个斗争,说房屋倒了十天半月可以修起来,这地里的谷子失收了,可不是想有就有的。”

  杨国辉接着说:“紫金南岭的钟堃记已经三次派人到村里向佃户催交谷租了。农民们和他们论理,说要按照农会二五减租的规矩办事,钟堃记的人却说,不管你农会不农会,谷租按老规矩交,一粒也不能少。钟堃记的人说,要是哪家不交租的,就牵牛赶猪,天老爷都没有商量。现在各乡的农友们都急了,都眼盯盯看着我们区农会这一招呐!”

  张佐忠气愤地说:“楼下角村的罗伯棠那老家伙,已经放出风声了,不管你农会二五不二五,十足交租是天经地义雷打不动的!他还威胁不想交租的农友,说我们农会就跟过去的拳馆差不多,没有多少能耐的!”

  “他想当出头鸟了!”黄伯梅一擂桌子,血气方刚地骂道,“这个花岗岩脑袋的家伙,看来要好好治治他了!”

  “对!我赞成伯梅说的,来他各针锋相对!”杨国辉说,激动地抬起一只手挥舞着,“我们要结合这次台风失收的实际,实行新的减租标准!要不,不要说农友们没有办法活下去,就是我们农会也没有存在价值了!”

  “对了!”黄子琦表示赞同,“罗伯棠跳出来是个信号,如果我们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把他嚣张气焰打下去,农友们就会被他吓下去了。要是地主们都跟着罗伯棠闹起来,我们下面的减租斗争阻力就更大了。”

  杨国辉说:“我同意实行更加严厉的办法打击地主豪绅,谷租也要按这次台风灾害的实际情况减下来1”

  黄星南想了想说:“我赞同这个办法!我意见是按往日的标准三成交租,如收成不足三成的,照数递减,全无收成的,则谷租全免!”

  “还要废除老债!”钟金凤补充道,“农民欠的租贷,三年内的只还本,三年以上的免去本利。同时,那些地主们想方设法剥削我们农民的老规矩也要取消了,如三下刮(地主量入谷租时,谷斗装满后,还要用短棍在斗边用力敲打三下才刮平)、伙头鸡(地主收租时要佃户杀鸡招待)等旧规矩,都要统统取消!”

  “对!”罗炽卿建议道:“我看大家的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区农会的决议,明天就发布告示公布出去,让全区各乡村都贯彻执行!”

  “这个主意好!”黄星南环视着委员们,征询道:“如果大家赞同老罗这个提议,就举手通过!”

  黄星南再一次把农会干部下乡的老规矩重申了一遍:“明天一早,大家还是下到各乡去。记住,不能穿鞋下乡,不能让农友宰鸡杀鸭加重农友的负担,不能接受农友送的礼物钱财……”

      散会后,外面还下着阵雨。 黄星南正要下乡,只见一位农友急匆匆走来,拿出一叠传单交给黄星南,喘着粗气说:“星南,我今天一大早到高潭圩去为母亲买药,一进圩门,就看到罗伯棠的人在派发这些告示,他们一见是他们额佃农便说,按时交租,颗粒不少,抗拒者罚,遵守者奖。他们还在街上贴出布告,我看这分明是同我们农会对抗的!”

  “这老家伙,越发嚣张了!”黄伯梅攥着拳头,气得脸色苍白。

  “把他抓起来游街!“黄伯梅说:“一可以挫挫地主们的锐气,二可以长长我们农会的威风!”

  黄星南思索着说:“打击这个恶头确是时候了!不过,他用的是毛笔墨水,我们也斯文一些,用口,君子动口不动手,先礼后兵。”

  “你的意思是,先跟他论理,然后再见机 行事?”杨国辉说。

  黄星南决定正式以区农会的名义,派出代表与罗伯棠交涉,迫使他无条件接受农会的要求!如果罗伯棠坚持不按农会的要求去做的话,农会就发动他的所有佃户坚决抵制他!看他罗伯棠能硬撑几天!”

  果然,罗伯棠没能撑上几天就服软了。

  就在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的关健时刻,高潭镇中洞村人戴焕其起到了积极分子的表率作用。戴焕其的父亲戴梅是清朝贡生,幼时家景殷实,每年可收二、三千担租金,高潭圩开有“昌号”染坊,在海丰有“中兴”副食店,住宅有“百庆楼”、“百祥楼”两座大宅弟。戴焕其早期在外读书,思想活跃,早期接触新思想,信仰孙中山,从外地求学回乡与黄星南、罗炽卿秘密串联发动农会组织。1923年中洞乡农会成立时,戴当选中洞乡农会掌管财粮的为农会委员。7月26日强台风袭击高潭,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失收,高潭区农会根据灾情作出实行“二五”减租减息的决定。戴焕其毫不犹豫支持和执行区农会决定,并率先从自家开始减租减息(当时中洞村的土地95%为地主,戴家占百分之四十),戴焕其这一舍身家以全大义的行动,为高潭区“二·五”减租的实行起了典型示范作用。

      减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增加了农民对农会的信赖。区农会规定农会干部下乡办事一律不能穿鞋,不准吃拿农民的东西,不准收钱。取消了“三下盖”、“伙头鸡”等一切地主强加的规矩,并兴办贫民学校,让贫民子弟免费入学。

      农友们在农会的带领下,不仅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更是感受到了农会的领头人与农民兄弟的鱼水情谊。这就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演绎出悲壮而又可歌可泣的农运篇章。


第二章:凤凰涅槃


第一节:风生水起农运潮 黑云压城城欲摧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犹如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浩浩荡荡!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的农会会员发展到高达20多万人。此时,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出任会长;7月,农会组织发展至潮、梅等县,“惠州农民协会”随即改组为 “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

      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反剥削,也从此拉开了生死较量的帷幕。

      1923年8月初,海丰县城发生一起佃农与官地承包商因早造减租发生争执,承包商被佃农殴打致伤,3位打人的佃农被捕的个案。8月15日,海丰农会发动2万农民进城集会。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拂晓,海丰当局动用军、警包围海丰总农会,逮捕农会职员杨其珊等25人,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 的事件 。后人以农历七月初五冠名,将农会与地方当局这次冲突称之为“七五农潮”。

      这起事起海丰的“七五农潮”事件,犹如黑云压城般地笼罩于广东全省。

      1923年七、八月间,海丰夏收时节遭遇2次强台风(第1次是1923年7月26日,即农历六月十三日,第2次是同年8月5日,即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月20日,即农历六历月初七,彭湃在海丰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作出了早造“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并采取了5项措施:印发《为减租而告农民书》,派大批宣传员到各乡开会宣传并兼纠察之任务,动员全县农民执行农会关于“至多三成交租”、“无租可交者免交”的决议;通函各区警察,谓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纯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求援助;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立场;准备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开展一场“至多三成交租” 的减租运动。

      这是一次农会领导下的减租运动,适逢遭遇台风,减租势在必行!

       “6月27日(指农历,即新历8月9日,也就第二次台风后的第4天),县城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林某,为承批教育局租之商,租约百余担,林乃谓‘学租是官租,官租是无减的’ 。初向城西20余里某乡村收租,为农民所驱逐,乃向一个叫做北笏乡的去收租。此乡约30余户之小村,林乃虚张声势,谓官租无减以吓乡民,不料该乡人虽小而胆不小。乃将林围打伤数处。林不依法检验于分庭(海丰法庭),而检验于县长(王作新),县长亦不拒绝而受理,已可注意。林某入衙检验后,王作新乃借题发挥,即派武装游击队20余人到北笏乡围捕(凶手)” ,“乃绑缚父老3人” 。“我们就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这问题,当时议决如下:减租一定是会发生纠葛,不是我们打他,便是他们打我,该乡父老3人被捕入狱乃意中事,且继续必有如是之事发生,农会应置之” 。筹款十数元先慰被押之家属,供给狱内之伙食费用,并打理狱内事务,决定7月4日(指农历,即新历8月15日)召开全县农民大会详细报告,使各会员了解”(彭湃语)。

      以支持因抗租打伤承包商而被捕的农民为切入点,发动全县农民进城。官租承包商与佃农因减租的纠纷转化为农会与地方当局的矛盾冲突。“七五农潮” 由此拉开了导火线。

      农历七月四日(新历8月15日),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是日是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 。并派警察到各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进城。

      农历七月四日(新历8月15日)上午,把守各路口制止农民进城的警察被农民驱逐,所贴的报告也被农民扯了”。蜂涌进城的农民终于在彭湃的家门口龙舌埔集会。海丰王作新大惊失色,遂即集中警察30余名,游击30余名于县署,分守四个城门,并于县暑门首首筑战壕,准备作战。到10点钟时,农民到会者已达四五千人,地主绅士都惊避,街巷的店户也关了,王作新惊恐无措,一面电告汕尾钟景棠派兵来县镇压。钟景棠起初以兵少不敢答应,在县长王作新的力求之下,并谓天下大事于我,事不关你,总是要派队来。王作新又以全县绅士的名义,飞呈汕尾钟景棠报告‘海丰发生土匪’,钟景棠率兵到海丰,又听说农民攻入县城而不敢入城,后来闻听无事才勉强开进县城。

      中午12时,聚集在龙舌埔的农民“宣布开会,到会者2万余人,彭湃作完报告后,劳工、林苏、黄正当、杨其珊、彭汉垣相继演说,个个显得痛快淋漓,及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一起,共同三呼农民万岁!

      县署以为农民来了,游击队警察乃相继逃跑一空,县长王作新这跑得比兔子还快!

      晚上,县议会正议长黄琴轩“来侦探农会有多少人,及有无准备”。发现农会开会后都已散去,便向王作新报告。

      王作新即连夜召集四五十名绅士开会,研究如何对付农会。陈清照作为地主兼劣绅,主张最为强烈,提出“乘虚进攻,作一劳永逸之举,根本扑灭农会,以免将来更加滋蔓难图。” 

      农历七月五日(新历8月16日)拂晓,王作新之弟王益三为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并钟景棠部及警察保卫团300余人,距桥东埔农会所在地(即天后官)不过300米左右,兵分两路,一部分包围农会的后方,一部分包围农会的前门。密集的子弹由前门飞入办公厅,农会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郑渭净、陈梦等共25人被捕”。 

      县长王作新随着封闭了农会会所,贴出报告,宣布取缔农会,通缉彭湃。

      1924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十三日),海丰总农会恢复,连续3天演戏庆贺。

      然而,仅仅只过了4天,3月21日(农历二月十七日),海丰县长王作新贴出报告,宣布取消农会。复活仅4天的海丰总农会再次夭折,


第二节:国共合作开新篇 凤凰涅槃展风采


      廿世纪二十年代初,囯民党在广东占尽先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发展亦如风生水起。

      1924年1月,历时三年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4年3月,黄星南主持在高潭楼下角黄家祠召开第二次区农会委员会议,总结了农会初期的斗争经验。会上还吸收黄亦南、朱云石、罗北(其光)参加区农会工作,加强领导力量。

      1924年8月5日,海丰县农会为纪念“七五”农潮一周年,召开全县农民武装大会。高潭区农会派出350多人,扛着粉枪、梭标浩浩荡荡地开赴海丰。这次武装大会声势浩大,对高潭的农民鼓舞很大。从海丰回来后,高潭区农会决定召开全区农民大会,以扩大影响,发展农会组织,加强农民武装力量。

  “七五”农潮一周年纪念大会仅仅三天后的1924年8月8日,高潭区农民大会在下圩埔举行,海丰县农会派出了五、六千农民兄弟前来参会助威,共有10000多人参加大会。会场红旗如林,口号喧天,鞭炮锣鼓齐鸣。当晚,各乡农民举行提灯游行活动,手拿灯笼或举起火把,成群结队沿着田间小道,分路游行到各个村庄,“深山火龙”蔚为壮观。波澜壮阔的高潭农民运动,充分展现了农民联合的力量,动摇着封建势力在农村的根基,彰显了高潭人民坚强的反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24年秋,紫金南岭大地主钟记派管家钟乌宗带家丁到高潭锦江乡收租,逼农会会员黄阿梅等人交足租谷。黄阿梅带领农民与钟乌宗谈判,坚持二五交租。钟乌宗依仗手中有枪,企图以武力相威胁。这时,越来越多的农友围拢来。黄阿梅毫不畏惧,跳过去扭住钟乌宗的衣领,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钟乌宗吓得面如土色,挣脱后仓皇逃走。农民们将钟乌宗留下的风柜砸个粉碎。次年初,海陆丰农民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高潭区农会派出黄星南等多人参加。回到高潭后,黄星南随即召开全区农民大会。盘踞在高潭的陈炯明部小头目翁冠焘、罗绍修知道后,惊恐不已,星夜带队向多祝逃遁。逃到泔溪乡时,遇到泔溪乡先行出发的十多名农民自卫队队员。翁冠焘、罗绍修仗着人众枪多,胁迫自卫队员卸下武装。消息传到高潭,整个会场炸开了锅,与会农友怒不可遏,立刻包围罗绍修祖宅。罗绍修闻讯后惊骇不已,立即派人送回武器,并向农会赔礼道歉。

      面对蓬勃发展的东江农民运动,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勾结,联合反动军阀向农会举起了屠刀,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军阀在1924年的秋天下令解散东江各地农会组织。此时,又传来紫金南岭农会会长钟界成和海丰西坑农会会长曾阿德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消息,造成东江地区各地农会会员人心浮动。高潭区农会为安定人心,贴出告示要农民不要轻信谣言,坚持实行二五减租。大地主罗鼎臣马上贴出告示复盖其上:风旱不欠,二五不知,十足交清。高潭区农会及时召开委员会议,通过三条措施:做到农会不倒,作农民的靠山,坚持二五减租;各乡农会加强联系,共同对敌;农会活动夜聚日散,自卫军提高警惕,行动带枪。会后,与海丰农会联系,搜集交换情报,加强农村宣传,教唱诉苦歌,稳定人心。

      收租季节,大地主钟堃记派管家钟乌宗带家丁到高潭锦江乡收租,逼农会会员黄阿梅等人交足租谷。黄阿梅带领农民与钟乌宗据理辩驳,坚持二五交租。钟乌宗依仗手中有枪,企图以武力威胁。围拢上来的农友越来越多,黄阿梅突然跳起扭住钟乌宗的衣领,用刀背架在其脖子上。钟乌宗吓得面如土色,挣脱后逃走。农民们将钟乌宗留下的风柜砸碎。黄阿梅此举很快传遍全区乡村,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兄弟的斗志。


第三节:东征开辟新天地 黄氏祖祠梨头旗


      1925年2月,为了讨伐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军阀,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东征军迅速到达东江地区。3月上旬,海丰县农民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高潭区农会派黄星南等农会代表参加,聆听了周恩来和彭湃的演讲。回来后,区农会即在高潭圩召开全区农民大会,传达演讲内容。大会举行前夕,驻防高潭圩的陈炯明部下翁冠焘因害怕声势越来越强大的农会,半夜时分向多祝方向逃窜。路过楼下角,大地主罗鼎臣的儿子罗绍修也跟着逃跑,途中遇到前往高潭圩开会的泔溪乡10多位农军,翁冠焘仗着人多枪多挟迫农军卸去粉枪。消息传到高潭,农会会场群愤难掩,愤怒的农民包围了罗鼎臣祖宅,纷纷拾起石块甩向其屋顶,顿时,将其瓦面砸碎。翁冠焘、罗绍修闻讯后,立即派人送回武器并向农会赔礼道歉。此事件充分显示了农会的威力。1925年4月,东征军打败了军阀陈炯明的主力,继而攻克潮汕残敌。陈炯明的败兵经过杨梅水时,被埋伏在四面高山的高潭农军用一阵粉枪袭击,吓得扔下80多支枪向紫金方向逃去。

  1925年春,随着东征军的节节胜利,为了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高潭农民协会的办公地址从水口村迁到楼下角村的黄氏祖祠。

      黄氏祖祠,靠近高潭圩镇。祠堂门前立有一块石碑:黄氏祖祠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院落式四合院布局,砖木结构,穿斗式与抬梁式混合梁架,布瓦硬山顶。黄氏祖祠的梁架上,有不少精美木雕,内挂有一块写着“千顷堂”的牌匾,整座建筑保持完好。

  黄氏祖祠升起了鲜艳的犁头旗,挂起了“惠阳县第三区农民协会”的木牌。随着形势发展,高潭建立了蓝阿运为会长的工会,罗其光为会长的商会,黄亦文为主任的学联会,江梅为会长的妇女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由于高潭区旧政权已不存在,区农会实际已取代区一级政权行使权力,根据农民要求将减租成数增为四成。广大贫苦农民喊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纷纷检举不法地主并将其捆绑送到区农会要求惩办。高潭区农会还派人到多祝等地组建农会。

      不久,东征军派联络副官何子宗来到高潭,向区农会介绍东征军的任务和当前形势,并强调要组织好农民武装,配合东征军作战。1925年5月,东征军400余人开赴高潭。高潭民众纷纷端茶送水,积极支援。区农军大队还请东征军战士当教练,学习军事技术。

      1925年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陈炯明下令集结残部,准备在东江一带卷土重来,向农会反攻倒算。高潭大地主罗鼎臣、江达三、钟蛮新等闻风而动,策划对付农会,蔑称农会为“脓会”,农会干部为“脓头”,扬言要“挟脓头”。经过一番策划,罗鼎臣的儿子罗瑞初串通罗仁庵等人组织三合会对抗农会,并设计拉拢农民自卫军,企图从内部搞垮农军及农会。区农会察觉并掌握到一定证据后,及时采取了慎密的预防措施和对抗行动方案,与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 10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11月,国民革命军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在东江一带的罪恶势力。革命形势又趋高涨,农民运动再次进入一个新阶段。为此,高潭农民在农会带领下,提出了“六四”减租的口号。11月16日,高潭区农会派出黄星南、黄茂统等代表,参加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的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开幕典礼。第二天又召开了代表大会,黄星南当选为惠阳县农会第一届执行委员,黄茂统为候补执委委员。高潭区农会由县农会直接领导,从此高潭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第三章:红色火种


第一节:高潭圩镇建支部 农民运动定方向


      早在1923年春天的时候,杜鹃才从冬天的一片茫然中苏醒。自从结识了彭湃,黄星南初步认识了共产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坚定了革命信念。他立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在海丰县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以黄星南为首的高潭仁人志士成立了人高潭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

      1925年夏天,火红的杜鹃花盛开得格外灿烂。

      东征军联络副官、共产党员何子宗跋山涉水,从海丰走过四十多公里的山路来到高潭圩,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是来高潭发展党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高潭特别支部的,代号“高添寿”。经彭湃等人的推荐和介绍,黄星南、张佐忠、杨国辉、黄子琦、黄奋、马子荣、钟金凤等七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在高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黄星南任中共高潭特别支部首任书记。中共高潭特别支部初隶属中共广东区委,后隶属中共海陆丰地委。

  从此高潭的革命斗争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

  高潭的革命斗争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彭湃还亲自陪同阮啸仙、杨其珊、刘琴西、林道文、何友逖等人前来视察指导。之后,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东江革命委员会迁入高潭中洞

  随着中共党组织在高潭的建立,1926年初,中共高潭特别支部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党员人数达50人。党组织的发展,推动了农会、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各种培训工农革命运动的学校先后开办。

  在这些新党员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戴焕其,小名戴煌(1882——1928),高潭镇中洞村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戴梅是清朝贡生,幼时家景殷实,每年可收二、三千担租金,高潭圩开有"昌号"染坊,在海丰有"中兴"副食店,住宅有"百庆楼"、"百祥楼"两座大宅弟。戴焕其早期在外读书,思想活跃,早期接触新思想,信仰孙中山,从外地求学回乡与黄星南、罗炽卿秘密串联发动农会组织。

  出身富裕家庭。求学期间,接触了新思想,转而信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曾参加当地农民反清秘密组织"三总会",后参加同盟会,1923年2月,当选为中洞乡农会委员,负责管理财粮工作。农会作出减租减息决议,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和执行。他家的土地占当地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他舍身家以全大义的行动,博得全区贫苦佃农的赞扬和钦佩。他还为农会提供活动费用。

      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泔溪,离高潭圩镇有12公里。这里有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注入白盆珠水库,村里人称之为泔溪河。在白盆珠水库尚未修建时,泔溪河,可以直接连通西枝江。泔溪河边,修建有一个码头,是外地货物运往高潭等山区的水运主要通道,也是高潭通往外地的战略要地。

  1903年出生的朱远平,生长在一个颇有革命战争传统的家庭。朱远平的父亲朱云石早在清朝末年是高潭反清秘密民间组织“三点会”的领导人之一。1907年,朱云石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惠州七女湖起义,而后成为泔溪乡农会副会长。

  1922年,19岁的朱远平参加了陈炯明部队,学到不少军事知识。1923年10月,朱远平所在部队回驻海丰,他目睹了彭湃点燃的农民运动烈火已燃遍海陆惠紫大地。他从海丰逃离陈炯明部队,回到老家泔溪牛栏窝。

      朱远平回到家乡时,泔溪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已成立了乡农会,组建起乡农会武装队伍——— 农民自卫队。经乡农会讨论决定,朱远平担任乡农民自卫队队长兼教练,钟旺任副队长。1927年2月,由钟乃水、钟金娘介绍,朱远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泔溪乡有了17名党员,成立党支部,钟乃水为支部书记,朱远平为组织委员,钟伟强为宣传委员。

      随着农民运动在高潭的迅速发展,1926年,高潭农会会员喊出了“河婆桔—冇橙(成)”的口号,意即不用交租。于是高潭区农会向每个会员发出减租证,当时作为农会会员都能得到尊敬和享受减租等种种权利,农民群众挺起了胸昂起了头。农村中哪个地主稍敢作恶,农会会员就把他抓到农会馆去教训一番,地主豪绅完全失去了威风。

  农民运动形势越高涨,农村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就日趋尖锐。1926年冬,家住大茂乡的大地主江达三凭借其住宅松茂楼是用青麻石条砌成,异常坚固,拉起20多人的武装恢复三合会,和农会对抗。又叫其父亲江锡卿出面写信给惠阳县国民党政府,请求派兵镇压农会。

  高潭区农会决定智打松茂楼,砸烂三合会。1927年1月的一天晚上,高潭区农会派张佐忠、黄伯梅带10多名农军前往大茂乡。天亮时,出其不意进入松茂楼大门,先发制人,将江达三的父亲江锡卿兄弟俩击毙,江达三被打伤屁股,后藏到粪坑下乘机逃脱,三合会匪徒缴械逃命。这是高潭农军成立后打的第一仗并取得了胜利,对农民运动鼓舞很大。


第二节:东征北伐建奇功 心怀鬼胎蒋介石


      广东,南国的冬天依然感觉不到寒冷。

      岭南人陈炯明风光无限地占据了广东的东江地区,1924年冬,就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救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

      为了统一广东,顺利北伐,广州革命政府于1925年1月15日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军。

      东征联军约5万人,于2月1日,分三路向陈炯明部发起进攻。军阀陈炯明军共6万余人,以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编为7个军和5个独立师,正向广州进逼。东征联军以粤军与黄埔军校校军组成右路军经虎门攻击前进,先后攻占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地,在击溃广九路(广州至九龙)上的陈军后,于14日进至陈军的东江门户惠阳淡水城郊。

      在攻打淡水的作战中,黄埔校军以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的"奋勇队",15日拂晓发起攻击,仅用半个小时就率先攻进城内。陈军洪兆麟部2万余人由惠州前来增援。校军和粤军第2师以一部兵力进行阻击,将洪部击溃,并乘胜向敌追击,一举攻占平山,尔后,决定置惠州孤城于不顾,继续挥师东进,相继攻占海丰、陆丰等地。陈军将领洪兆麟、叶举见大势已去,遂脱离部队,从海路逃跑。东征联军的右路军兵分三路,向潮州汕头方向扩张战果,于3月7日攻占汕头。当黄埔校军协同粤军在淡水、海陆丰、潮汕等地与洪兆麟部决战时,陈军第1军军长林虎见有机可乘,即率部从紫金、五华抄袭右路军后方,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前后夹击右路军。右路军从揭阳、普宁迅速回师迎击林虎军。广州大本营为支援右路军的作战,及时调驻江西的粤军第l师陈铭枢旅和吴铁城警卫师等部增援东江前线。3月10日,林虎部进占河婆墟,截断了右路军与广州的联络线。右路军决定除以许济的第4师坚守潮汕外,以校军和张民达的第2师从正面迎击陈军,以陈铭枢旅及欧阳驹师出河田,击陈军之背。3月13日晨,正面迎击林虎军的教导第1团干余人,在晋宁以西的棉湖首先与对方接触。因为此时右路军的左右两翼还未如期投入战斗,校军教导第1团官兵遂与陈军数万人展开激烈的战斗。17时,校军教导第2团赶来支援,突袭陈军司令部。林虎当晚即率残部夺路溃逃。校军官兵遂发起追击。林虎收集残部退至兴宁,与东征联军形成对峙。3月20日拂晓,东征联军各部对兴宁发起总攻。战至当天日暮时分,攻占兴宁。与此同时,东征联军的右路军又攻占了五华、梅州市梅县区、蕉岭、大埔等区县,洪兆麟残部逃往粤闽边境;林虎残部退入江西,潮(州)梅(州)地区全部为东征联军收复,困守在惠州孤城的陈军杨坤如部见援兵无望,出城向东征联军投降。东征联军左路滇军遂进入惠州。至此,第一次东征作战结束。

      1925年7月1日,广州成立国民政府。

      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它采用委员制取代大元帅府一长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等16人为委员。国民政府宣布它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随后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通过第二次东征、南征,先后消灭陈炯明邓本殷为首地方割据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作出国民革命军迅速出师北伐的决议。同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7日,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总司令实权超过军事委员会。规定总司令兼任军委会主席。其总司令的职权为统辖陆、海、空各军并对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负完全责任。在总司令部未成立之前,军委会既为国民政府军事行政机关,又是军事统率机关。总司令部成立后,军委会仅是军事行政机关,总司令部成为军事统率机关。总司令部还有更大的一项职权,即出征动员令发出后,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

      国民政府以广东广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歼灭吴佩孚的军队。8月26日,北伐军6个团对湖北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互有胜负,汀泗桥几度易手,27日叶挺独立团占领汀泗桥。之后双方又在贺胜桥展开激烈的白刃战,8月29日北伐军第4、第7军取得贺胜桥大捷,8月31日,大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信阳。至此,吴佩孚部队基本被消灭。

      北伐军接着从两湖地区挥师东进江西,追击孙传芳,9月19日袭据南昌,为孙军击退。蒋加派援军二万人,10月20日第二次攻入南昌,又为孙军夺回。11月2日开始第三次进攻,4日克九江,7日克南昌,孙军大溃,精锐尽丧,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

      1927年3月24日二军六军占领南京。另一支北伐部队,国民革命军笫一军等从广东出兵福建,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全境。3月22日一军进驻上海。。。。。。   正当北伐军乘胜追击之时,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27年3月,帝国主义直接出兵镇压,制造了南京事件。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野心,积极寻找靠山,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上旬,蒋介石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接着,蒋介石纠集流氓、地痞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反对上海总工会。他又指使吴稚晖、钮永健、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上海人民的政权。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另一面假惺惺地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在这紧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26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300余人。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到宝山路周凤岐部请愿,提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祸首、肃清流氓等要求。当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随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人相继被杀。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

      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警醒:一个没有枪杆子的政党,其结果只能是面临血淋淋的屠杀与镇压。


第三节:国民党原形毕露 广东人智救恩来


      事件的前因发生在1926年11月,江西省南昌市。

      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署名闻宁文章叙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同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亦不幸被捕。

      周恩来如果遭遇不测,中国共产党人的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键时刻,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广东大埔人鲍靖中挺身而出,解救了周恩来,同时也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逆流即将出现。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他是别有企图,有意在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不好,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是乃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周恩来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他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已被扣留的情况下竟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周恩来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12日凌晨,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的圈套,只身一人前往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并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逃过一劫。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一间临时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东征时,他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提拔为营长。1927年3月下旬,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到达上海,鲍靖中又被提拔为中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地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于是他们一行迅速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第四节:海陆丰武装起义 中洞村三命军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


      4月12日,前往上海参加反共秘密会议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和古应芬也返回广州。

      4月15日 广东国民党右派当局也在广东发动反共政变,在广州实行“清党”、戒严,搜查和封闭了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缴去黄埔军校学生500多人的枪械,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杀害200多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刘尔崧、萧楚女、何耀全、熊雄等100多人被秘密枪杀。广东各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4月16日  惠州的国民党当局与广州的反动军警遥相呼应,实施捕杀共产党人和民众的大行动。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惠州警备司令胡谦,调动军、警突然包围惠阳县农民协会和惠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办事处,中共惠州地委书记李国英以及工会、农会干部余子光、何聪、罗克仁、罗汉珊、谢鸿恩等17人被捕。随后封闭惠阳县农民协会办事机关、封锁水陆交通,日夜戒严,东江各地陷于腥风血雨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被迫转入秘密活动。

      韩耀汪从博罗到惠州参加中共惠州地委召开的紧急会议,目睹惠州的国民党反动军、警的紧张调动和活动情况,旋即返回博罗,通知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散隐蔽。在博罗县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张国航转移不及而遭逮捕。
  4月17日  胡谦派遣刘宗藩部进攻博罗蓝田村。农民自卫军奋起反击,因众寡悬殊而被迫撤退。刘宗藩部进入蓝田村和蓝田墟后,大肆烧杀掳掠。130多间民房、店铺被焚毁,农会干部、群众30多人被杀害。公庄区农民协会也被围困,农会干部朱坤、朱翰如被捕。与此同时,园洲菉兰、梁屋、李屋的农会组织也遭受镇压,农会会员梁灿、梁云晃、梁大、李渠等60多人惨遭杀害。

      在国民党右派当局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汕头、佛山、江门、肇庆、海口等地无一幸免,大批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人民群众遭到屠杀,腥风血雨中的革命进入低潮。

      中共东江地区党的组织针对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为反击,惨遭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的事件。在汕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东江特委,由张善铭任书记,并决定在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并且制定了“谋农民生活之改善;谋农业之发展;谋农村之自治;谋农民教育之普及” 的起义纲领。

  1927年4月21日晚,中共党的负责人派刘琴西秘密到紫金县同当地中共党人和进步分子刘乃宏、钟灵、钟子廉、钟乐善、傅森霖、缪冠、戴耀田等,研究组织海陆丰起义问题。

  刘乃宏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紫金县县党部书记,掌握着30多人的武装。刘乃宏以设在谭公祠内的县党部为起义指挥部,并派戴锡琪、陈运业、钟敬祖等分别深入群众,联络农民武装,配合武装起义。25日,国民党右派对起义有所觉察,紫金县县长郭民发派人到处搜捕刘琴西。

      刘琴西等人果断决定,将原计划于4月30日晚在海丰、陆丰、紫金3县同时起义的时间提前于26日深夜在紫金举行。

      深夜,各路农民武装1000多人,突然包围紫金县城,配合城内的刘琴西、刘乃宏率领的起义队伍顺利地缴了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军警全部武器,逮捕了县长郭民发等10多人,释放了被监禁的无辜群众。在海丰,以吴振民为起义总指挥,率起义群众于4月30日黎明进攻县城,收缴了国民党右派掌握的游击队及第1警察署的枪械,汕尾盐警队100多人也被缴械。

      这一天,陆丰同时开始起义,县长李秀藩参加了起义,收缴了右派武装的枪械。

      与此同时,平山、五华、普宁等地的革命武装遥相呼应,纷纷举行起义。

      海陆丰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宣吿胜利。

      5月1日,海丰、陆丰、紫金3县同时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各自成立了县人民政府。紫金县人民政府以刘琴西、戴耀田、钟乐善、陈鹤九等9人为政府委员。刘琴西、戴耀田兼任县工农革命指挥部正副指挥;海丰县人民政府由刘沛霖、陈舜仪、杨其删、刘志云等人组成;陆丰县人民政府由张威、林铁史、庄梦祥等人组成。3县还分别发表声讨蒋介石的文告。

      针对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为了保存实力,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由刘琴西、林道文、张佐忠等率领海丰、陆丰、紫金、惠阳高谭区的起义军,转移到海、陆、惠、紫四县交界的惠阳高潭圩中洞村。起义军整编为海陆惠紫工农救国军,刘琴西、林道文分任正副指挥。“七一五”汪精卫反共后,海陆惠紫工农救国军更名为“工农讨逆军”。的起义军,转移到海、陆、惠、紫四县交界的高潭中洞。

  同样笼罩着白色恐怖阴霾下的高潭中洞,海陆惠紫四县的农军齐聚在大沙坝,愤怒召开声讨蒋汪的群众大会,并率先在全国公开打出了斧头镰刀的旗号。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消息传到高潭后,地主豪绅蠢蠢欲动,江达三逃走后联络了平山、多祝一带的地主民团约2000名土匪,号称四十八团,于5月初进犯高潭。

       5月1日,高潭农军大队和各乡农军分别开到企潭缺、淘金坑、佛子坳布防,以企潭缺为重点,发动群众挖深沟,用树堵住山口。2日早上,江达三率四十八团分三路进犯高潭,遭到农军迎头痛击。中路企潭缺的战斗尤为激烈,在张佐忠指挥下,坚持了10天9夜。江达三见屡攻不下,收买了李阿彪和另一个临阵逃脱的农军队员,由他们带路领着民团经由桐子窝翻过大山到竹坑,从左侧进攻企潭缺。张佐忠见农军腹背受敌,粮弹缺乏,同时接到黄星南从高潭圩送来的情报,知道海丰农军已撤出县城,海丰之敌有可能进犯高潭援助江达三,为保存农军力量,遂指挥农军撤出战斗退守杨梅水。区农会也相应撤到中洞。

      江达三民团进入高潭圩后,进行疯狂报复,把各店家商品、物资搜掠一空,将门窗桌椅全部砸坏扔到街上,并杀害黄南秀、罗丙福等10几位农民。

  高潭区农会转移到中洞,和中洞乡农会会合在一起。中洞乡四周是重迭的山恋,道路崎岖,由几个自然村组成,人口近千人。海陆丰起义失败后,起义农会干部和农军主力由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人张善铭、林道文带领向高潭中洞方向退却,最后在中洞和高潭区农军会合,驻扎中洞。紫金县南岭炮子农军由刘琴西带领也退到中洞,中洞遂成为海陆惠紫四县农会骨干和农军主力的汇集地点。农军时常在中洞周围灵活机动地出击敌人,或回旋转移揪准时机袭击地主豪绅,筹集粮饷运回中洞,以中洞为中心的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已初成雏形。

  江达三民团进入高潭圩后,以高潭圩为据点四处骚扰、破坏、镇压农会组织,滥杀无辜百姓。高潭区农会决定联合海陆丰农军反攻高潭圩解除威胁。1927年5月15日,高潭农军和陆丰激石溪农军为东北路由张佐忠带领,海丰黄羌农军为东南路由高伟带领,分头出发到黄竹坑会合后反攻高潭圩。东北路农军因等待激石溪农军误时。东南路农军到达黄竹坑后,高伟见反攻时间已到,而东北路农军未到,求战心切,误中敌人计谋,在黄沙高简陇遭敌两面夹攻,高伟等五人英勇牺牲,反攻高潭圩计划只好放弃。

  江达三民团被农军反攻的消息吓坏了,一面采用“招抚”办法贴出安民告示骗取农民回乡,一面采用“撒网术”加紧搜山捕杀农会骨干。除了杨梅水、中洞等乡外,高潭其余各乡农会均遭到严重破坏。江达三害怕农军再反攻高潭圩,留下民团大部分把守高潭圩,只带几十个团丁回到大茂乡缩进了松茂楼。

      民团虽然暂时得势,但群众的心仍然向着农会。75岁的农会会员林火安不顾年迈,每逢月底来回爬越50多里山路到中洞,将农会会员月费亲手交给高潭区农会。大茂乡共产党员张阿红不怕危险回乡发动群众支援农会,不幸被捕,和妻子钟嫂一起惨遭杀害,3岁的儿子被卖他乡。

      为警告江达三,张佐忠、黄伯梅带领几个农军晚上从中洞出发到大茂乡,潜伏在松茂楼对面山上。天亮后民团打开大门准备外出搜山时,张佐忠一枪打在松茂楼门棂上,顿时把民团吓得缩入大门后。张佐忠带着农军转移埋伏在一个山.口,活捉了江达三派往高潭圩送信的团匪江伯福,押回中洞处决。这次行动打击了民团的嚣张气焰。

  为报复农军,江达三连忙派人到惠州找到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胡谦,请求派兵协助进剿中洞。7月12日,胡谦派部下胡宏堂营长带300多兵力到高潭,配合民团进犯中洞的前哨地带杨梅水,遭到刘琴西、张佐忠指挥的农军伏击,胡宏堂营一个姓朱的连长被击毙。农军在四面山上居高临下朝敌军开火,胡营又死伤数人,只好撤走。

      高潭区农会为打破江达三的“撒网术”,将在企潭缺战斗中逃跑投敌,后又常为民团带路搜山的李阿彪除掉,并焚烧了其住家和贴出惩处叛徒的布告。李阿彪的死使江达三坐卧不安,他亲自出马到惠州请求胡谦再次出兵进剿中洞。

      7月20日,胡谦部出动800多兵力配合民团再次进犯杨梅水。这次不仅人多还出动重机枪,利用民团打头阵,将近杨梅水时避开大路并抢占山头。农军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顽强的阻击,最后因力量悬殊,弹药缺乏,主动撤出战斗退往中洞。胡谦军队进占杨梅水后枪杀无辜,打死耕牛,并放火烧屋。但当他们望着中洞方向重重迭迭的山峦时,只得摇头叹息,不敢在杨梅水过夜而撤回高潭圩。

  东江地区第1次农民武装起义,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惊慌,他们集中3个团的兵力配合当地民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部队与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章:中洞改编


第一节:南昌起义第一枪 老区军民展锋芒


  1927年5月,东江第一次大暴动后,由张善铭代理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由海陆丰转移至高潭中洞,百庆楼被选为办公场地。

  百庆楼是一座建于清末、占地570余平方米的客家围屋,共有6厅26间房。百庆楼由于规模大房间多,被选为办公场地。同年八、九月间,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也迁入百庆楼办公。

  1927年8月,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军旅程。消息传来,中洞军民深受鼓舞。为把中洞建设成为革命根据地,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即东江特委为了加强海陆惠紫四县的武装力量,东江特委决定将四县农军联合整编为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共编六个大队,约700余人,由刘琴西任总指挥,实行统一指挥。高潭农军编为第四大队,张佐忠任大队长。

      1927年9月初,东江特委接到情报,获悉南昌起义军已经打进广东到达韩江一带。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牵制东江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东江特委决定工农讨逆军分头出击,反攻敌人,并宣布举行第二次海陆丰武装起义。起义指挥部设在高潭中洞,并对起义作了严密的布置和大量的准备工作。

  农军反攻的战斗开始了。高潭圩只有民团把守,力量薄弱,工农讨逆军出兵还未到达高潭圩,一些反动民团就逃出高潭前往香港。江达三吓得缩在松茂楼不敢出来。高潭圩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与此同时,工农讨逆军主力由刘琴西带领开到陆丰县新田境内,第二天占领了大安圩并活捉了陆丰县长执行了枪毙。9月8日,讨逆军开向陆丰县城,发现敌军已弃城逃跑,进城后缴获不少物资。中秋节后又沿公路开向海丰,在附近农民武装配合下,攻占了汕尾沿海一带。工农讨逆军一部分由林道文带领转战黄羌、西坑、公平一带,并于9月11日占领公平镇,然后会合刘琴西所率的讨逆军包围海丰县城。15日,海丰守敌万炳臣部连夜逃出县城,退往新庵李坑屯一带。17日,刘琴西、林道文率部开进海丰县城,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并先后恢复了海陆丰人民政权。


第二节:中洞改编谱新曲 斧头鎌刀是首创


  1927年9月30日,南昌起义军由于汤坑战斗失利,潮州失守,决定撤出汕头,向海陆丰转移。10月2日,南昌起义军指挥部派员来海陆丰募兵,海陆丰县委迅速动员700人应募出发。3日,南昌起义军指挥部转移到普宁县流沙镇,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领导人员分散转移,部队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当天下午,部队在离开流沙不远的多年山遭敌截击,再次受挫。此后,周恩来、叶挺、贺龙、聂荣臻等先后到达陆丰县的甲子、金厢,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下先后渡海去香港。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在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中,遭到敌军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1927年10月12日,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1200余人按前委书记周恩来指示,奔赴惠东县高潭镇中洞村(时属惠阳辖区)。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多人由董正荣、董朗等率领,突破重围,经陆丰激石溪到达中洞,受到工农讨逆军和高潭民众的热烈欢迎。中洞各村的大屋都住满了起义军,热闹异常。中洞根据地增添了新鲜血液,充满了生机?/span>

  南昌起义军的办公场所设在中洞百庆楼,与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同一地方办公。在高潭人看来,起义军的到来,如同东江地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经过简单休整后,东江特委接中共南方局指示随即对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进行“三换一建”改编:换名,取消原国民革命军番号,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下设第四、第五两个团,董朗任师长兼第4团团长,颜昌颐任师党代表兼第4团党代表,王备任师参谋长。由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中挑选人员成立第5团,刘立道任团长,张寿征任党代表;换旗:取消“青天白日”旗,改为“斧头镰刀”红旗;换装,取消原国民革命军军装,改穿灰蓝色的新制式军装;在军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团部建立党委,营设党总支部,连设党支部。

      1927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十****)——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中共党旗图案式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军史上史称的“中洞改编”。

      “中洞改编”是我党我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三湾改编”一样,建立了我党我军早期的正规军队,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1927年10月下旬,中共海陆丰党组织收到省委关于利用军阀矛盾开展暴动的指示,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即将来临之际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适应形势,海丰、陆丰分别建立县委,由东江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

  10月18日,尚未改编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由董朗带领从中洞出发到紫金南岭,攻打钟堃记老巢石楼。由于石楼建筑坚固,由于缺乏攻坚武器,一时未能攻下,遂退至炮子休息一天后仍回到中洞。25日,彭湃发布举行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南昌起义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四团二营配合地方团队从中洞出发攻占海丰黄羌圩。28日,驻海丰守敌团长陈学顺派兵一部和海丰地主保安团从公平出发,分兵两路采用钳形攻势向黄羌圩进犯。工农革命军全部撤出黄羌圩,埋伏在周围山头,反将敌军包围在黄羌圩,毙敌数10人。溃逃之敌经公平连夜溜回海丰县城。29日晚上,国民党军陈学顺部恐被工农革命军包围,带着一团残兵和戴可雄的保安团逃出海丰县城。30日,东江特委军委会下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进军海丰县城,并先后收复海陆丰各市镇,形成了连成一片的海陆惠紫红色区域。

  1927年11月17日,中共东江特委向全国发出通告,宣布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东江武装斗争进入了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时期。

  东江特委为救治在战斗中受伤的革命军人,1927年5月间,在中洞村借用民房设立了一间医疗所。9月,工农讨逆军在海陆丰战斗中获得了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医疗所得到了很快发展。10月中旬,南昌起义军到达中洞时,数百伤病员在医疗所治疗,随后医疗所扩建为红军医院,是最早建立的红军医院。

  东江第二次武装暴动后,工农讨逆军先后在海丰、惠阳、紫金等地缴获了大量布匹,中共东江特委便从各地请来裁缝工人,缝制一些简单的军衣、被帐。红二师成立后,东江特委组织裁缝组为每个战士缝制军服、子弹带、绑带等,中洞红军军装厂正式建立和发展了起来。

      红二师在东江特委领导下,和赤卫队协调作战,不断攻城夺地,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1927年10月,中洞兵工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发展起来了。工厂不仅能造子弹,还能造粉枪、小粉包、炸药,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工人。

      在此,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叫戴焕其,高潭中洞人。

      戴焕其 小名戴煌。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戴梅是清朝贡生,幼时家景殷实,每年可收二、三千担租金,高潭圩开有“昌号”染坊,在海丰有“中兴”副食店,住宅有“百庆楼”、“百祥楼”两座大宅弟。戴焕其早期在外读书,思想活跃,早期接触新思想,信仰孙中山,从外地求学回乡与黄星南、罗炽卿秘密串联发动农会组织。1923年中洞乡农会成立时,戴当选为农会委员,7月26日强台风袭击高潭,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失收,戴焕其坚决支持减租减息活动(当时中洞村的土地95%为地主、封建公堂占有,戴家占百分之四十),戴这一舍身家以全大义的行动,为高潭区“二·五”减租的实行起了典型示范作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洞成了海陆惠紫四县农军汇合的中心。南昌起义部队在中洞整编为中国革命军第二师,师部设在“百庆楼”。戴焕其家的“百庆楼”和“百祥楼”成了农会、中共东江特委和“红二师”设置办公机构和领导人的住宿及物资贮藏处,戴焕其承担了几县农军、区农会和“红二师”的后勤工作。他的家成了名副其实革命者之家。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日,戴焕其把家中所有田契、借贷存据等全部搬到“百庆楼”前的晒谷场上当众烧毁,为根据地内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27年冬,红二师参加海陆丰第三次暴动时,戴焕其任中共东江特委后方留守处主任。

      1928年3月,反动军阀"围剿"革命根据地,因敌众我寡,部队被迫转移。身为留守处主任,戴焕其忠于职守,组织人力掩藏物资,最后一个离开留守处。走出二、三里路后,想起物资掩藏处还有破绽,立即返回掩好。处理完物资的掩藏,戴焕其刚跨出家门,敌人已经蜂拥而至,不幸被捕。敌人知道他的身份后,严刑拷打,逼他交出物资去向,但始终守口如瓶。穷凶极恶的敌人,最后把他枪杀在坳下石墩稻田里,牺牲时才46岁。戴焕其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为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英勇事迹及为革命献身的壮举被人们广为传颂。 


第三节:首个区级苏维埃 马列主义是信仰


      1927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东江特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红二师先后收复海陆丰各市镇,海陆惠紫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东江武装斗争进入了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时期。

  在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委的安排指导下,11月7日,高潭圩下圩埔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周年。高潭圩被装扮得五彩缤纷,到处红旗招展,贴满革命标语。圩内的两条主街道——— 新街和老街被布置成了彩花街。高潭圩的四大圩门都搭起牌楼,其间挂着由红军代表崔更生画的马克思和列宁画像。中午时分,下圩埔经过一番布置的会场上人山人海。参加会议的群众有的带枪,有的带镰刀等。每人戴的斗笠上都写有“农民协会”或“妇女解放协会”等字样。中洞、泔溪等乡的童子团穿着染成黄赤色的衣服,戴着红领巾,手拿漆成红色的童子棍,上万人列队整齐地从街上走过。

  这次大会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传播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当晚,在黄家祠召开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由黄星南等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还拟定了大会的议程。

      11月8日,为悼念半年前牺牲的高伟等烈士,高潭数千民众在下圩埔举行追悼大会,安葬烈士骨骸,群情悲愤,一致表示要为烈士报仇!

      随后两天,在黄家祠隆重举行由各乡、各阶层选出的近百名代表出席的高潭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大门用彩花和树叶妆扮并悬挂大红灯笼,鲜艳的红旗在旗杆上高高飘扬,场内贴满标语和用十字牵线贴着三角彩旗,主席台中央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和犁头旗。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和南昌起义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均派代表到会祝贺。会上讨论了《镇压反革命》、《关于没收分配土地》、《妇女解放问题》等提案,选举产生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黄星南、黄奋分别任正、副主席,张佐忠、黄伯梅、马子荣、黄子琦、罗炽卿、江梅、罗玉燕、朱云石、钟金凤、黄潭贵等任委员。

  11月11日在高潭圩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庆祝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办公地点选在黄洲村黄坑的罗氏祖祠。高潭圩被重新装扮一新,除了原有的彩花街外,圩内各家各户都扎了一个灯笼挂在门外。老街街头还挂着特制的七个大灯笼,灯笼上按顺序写着 “工农兵团结起来”七个大字。圩内插遍红旗贴满标语,广大群众兴高采烈,放声歌唱,整个高潭回荡着《国际歌》的歌声。高潭各乡农民一大早就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正尾、柑树下等乡村的舞狮团也赶来参加庆祝活动。

  大会上,黄星南主持大会并宣读了 《高潭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成立高潭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公布了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 “没收分配土地”等决议,公布了区苏维埃政府《关于高潭圩老街和新街分别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的决定》。中共东江特委办公厅主任王备,代表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宣读了贺词并发表了演说,各界群众代表也宣读了贺信。到会群众第一次齐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这次大会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传播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宣告了全国首个区级苏维埃政府的诞生!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关于没收分配土地》等各项决议案,还公布了《关于高潭圩新街、老街分别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的决定》。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到会宣读了贺词并发表演说,各界群众代表也宣读了贺信。与会群众首次齐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会在《国际歌》歌声和枪炮齐鸣的欢腾声中结束。晚上还举行提灯游行庆祝活动,盛况空前。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高潭农民武装改为赤卫大队,由黄伯梅任大队长,张佐忠任党代表。还建立中共高潭区委,由黄星南为书记。区妇女会、工会、商会、学联会等群众团体,亦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各乡相继建立乡苏维埃政权或联乡办事处,领导农民焚烧地主的田契并没收土地和浮财,开展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等活动,还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不久,陆丰、海丰、紫金等县亦相继建立县苏维埃政府。正当蒋介石、汪精卫勾结在中国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了在全国率先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实践,标志着东江地区土地革命进入了高潮时期。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失败后起义军余部1000多人在花县整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率领下向东江转移。消息传来,中共东江特委下令中洞军装厂赶制军服,并准备各种物资和派人接应。1928年1月初,红四师经从化、龙门、河源到达紫金,活捉了紫金县长丘国忠等人,并在龙窝和红二师派出的第五团会合,击败了张发奎截击的反革命军队,进入炮子圩休息三天,然后进入高潭,沿途受到农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伤病员被送到中洞红军医院治疗。红四师全部换发新的军服,进入海丰县城。红二、四师在东江胜利会师,加强了东江地区的红色武装力量。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色区域,东江军委召开军事会议,下令红二、四师分头至潮普惠和紫金、五华等地发展暴动。1928年春节期间,红二师第五团一个营在高潭赤卫队配合下围攻江达三老巢松茂楼,20多天才攻下,但江达三逃走。红军派出一部分兵力解放了南岭圩,缴获不少物资送回中洞。高潭圩连日来召开群众祝捷大会,慰劳在战斗中流血流汗的红军战士。为了彻底执行高潭区苏政府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议,高潭赤卫队派出武装队员帮助群众到乡间搜捕反革命分子,并予以镇压。

  2月15日,东江革命委员会在海陆惠紫边区举行慰劳红军周活动。一连七天,高潭民众敲锣打鼓,挑着各种食品,抬着肥猪到中洞慰劳红军和伤病员。舞狮班也来了,咚咚的鼓声震响着山谷,使活动高潮接连不断。东江特委还号召青年参加红军,颁布了具体而详尽的《红军优待条例》,明确拥军优属的革命实质。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响应号召,动员青年农民、工人参加红军。

 

 

章:前赴后继


第一节:军民奋力反围剿 忠贞不渝主义真


  东江各地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惊动了反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摧垮新生的红色政权,国民党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先后进犯海陆惠紫苏区。在大敌压境恶战来临的危急时刻,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号召,动员全区民众拿起武器,积极配合红军作战。高潭民众高唱着“慷慨离乡井,从容上战场,血花开主义,情泪湿衣裳”的战歌,纷纷起来作好抗击敌军的准备工作。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广东李济深桂系军阀政府与蒋汪达成妥协,严令划分绥靖区剿灭共产党势力。

  2月下旬,红四师300多人配合赤卫队在陆丰县境内英勇抵抗东路进犯之敌,最后为保存实力实行撤退。国民党军余汉谋部迅速占领陆丰县城,并切断陆丰苏区和中洞根据地的联系。

  3月1日,余汉谋部一团兵力和保安团攻占公平镇,形成了对海丰县城的包围,切断高潭根据地的对外联系。之后,配合南路进犯之敌攻占海丰县城。

  同时,国民党军队从西、北两路向高潭进犯,其中西路陆满团1000多人在泔溪一带受到赤卫队的顽强阻击,因敌强我弱,泔溪失守。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出高潭圩搬到水口大夫第,向中洞撤退,高潭圩被攻占。红二师和赤卫队在紫金县南岭一带抗击国民党黄旭初所率北路进犯之敌,与敌军展开激战,损失较重,退守磜头坳,3月18日,敌第七军黄旭初师攻打中洞,战斗进行了三天,中洞失守,红军和驻中洞各机关人员撤至岩石一带山嶂。

  3月19日,国民党第四军陈济棠师及第七军黄旭初师从南北两面夹击中峒及朝面山红二师驻地,英勇的赤卫队员在张佐忠的带领下参加艰苦卓绝的苏区保卫战。由于敌众我寡,红二师被迫转移惠来。

  随后几个月,国民党军队以黄旭初师为主,配合民团多次进犯高潭,高潭各乡尤其是中洞一带遭到敌人严重摧残,大批群众被杀和被迫转移上山,或流落他乡。为了保存实力,东江特委决定分散红军,将红军战士编入群众家中隐藏,每户一至三人。

  在国民党军阀对高潭进行反复“围剿”的同时,地主民团以江达三为首组织“清乡剿共委员会”,江达三自封为主任,疯狂叫嚣:“杨梅水、中洞一带要统统杀绝,换过人种。秆扫头也要过三刀!”邻近的宝口、马山等地反动分子也组织抗红队。清乡剿共委员会成立后,在高潭圩周围建墙栏筑炮台,并配合国民党军队搜山杀人,下乡劫物,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高潭圩新街建起了劏人房,下圩埔成了杀人埔。仅一次就杀害30多名红军和群众。许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被捉去割肉生劏,膝头钉竹钉,被活活折磨而死。有的红军在山上被捉后,给砍去手脚,推到山窝里,在痛苦中慢慢死去,或被喂野兽。高潭不少群众被迫离   乡出走海陆丰,或飘洋过海到南洋。

  高潭沦陷后,国民党反动军队及江达三民团到处杀人放火,万余人的高潭山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有2000多人,但高潭特支仍然转移到公平一带的山区坚持隐蔽斗争。

  1928年7月1日《中共海丰县委关于敌人状况和党各时期策略等给省委报告》第四部分的“党务状况”中提到:“……惠阳属之高潭设一特支,直接受县委指挥,该特支在此次斗争中,能够领导该处同志及农民进行骚扰及截击敌人,并照常进行党务工作,颇算健全。”

  1928年10月,海陆惠紫特委成立后,高潭特支及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9月,红军四十九团在朝面山大路下成立,高潭赤卫队大队长黄伯梅率员接受改编,任第一营营长。续后高潭又恢复了苏维埃政府,坚持开展边区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斗争活动,直至1933年苏区丧失。

  1928年底,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在陆丰激石溪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疏散人员至外地或南洋,未暴露身份者则隐蔽活动,埋好枪支,定期碰头。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黄星南、黄奋、张佐忠等先后出走外地。留在高潭的红军和民众上山躲藏。

      高潭苏区虽然遭受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多次的残酷“清剿”,但革命的火焰没有熄灭。隐蔽下来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挖出埋在地下的武器,组成三五人的战斗小组,在山上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他们既要躲避敌人的搜捕,又要寻机袭击敌人。朝客乡园潭村赤卫队长刘进先,多次一人在崎岖山道伏击过路的国民党军队,先后击毙多名敌军,被誉为孤胆英雄“园潭进”。

      1929年春夏,高潭区赤卫大队长黄伯梅,在中洞的山坳里,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人民武装队伍,专门打击敌人。7月8日,黄伯梅带领武装队伍在与海丰交界的石山嶂伏击护送物资的敌警卫队。接着袭击灰窑头黄羌乡长钟金裕石头棚等地的地主民团。分散到各家掩蔽的红军战士,纷纷回到中洞加入队伍,拿起武器和敌人战斗。

      1929年秋,国民党军阀内争,形势趋缓。经东江特委批准,在中洞成立了由彭桂任团长的红十一军四十九团,驻扎在高潭的为第一营,营长黄伯梅。红军四十九团以中洞、大安洞等地为据点,先后在黄羌、梅陇等地乡村袭击地主民团,多次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四十九团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在中洞恢复了伤兵处、修枪组等后勤机构。

  12月2日,正尾乡塘窝村农民朱观贤拿着红军四十九团伤兵处张子洪医生所开药单,到高潭圩陈和生药堂拿10剂退火药,被在药堂抽****的民团头目罗楚平等认出字迹。朱观贤随即被捕,但他在严刑下誓不招供。江达三命罗楚平带领数10个民团队员,在傍晚时分到达塘窝村包围了朱观贤的家。在此秘密碰头开会的高潭区苏维埃工作人员黄北旺、杨海南、罗发等奋力抵抗,后因枪支爆炸,民团攻入,杀害了黄北旺、杨海南以及朱观贤全家,这就是酿成“九尸十命”的“塘窝惨案”。

  暴行激怒了红军四十九团指战员。彭桂和黄伯梅带领红军四十九团第一营为主力,于19日晚包围高潭圩。数月后,生擒反动分子黎汉光,缴枪百余支。之后,高潭区苏维埃政府迁回高潭圩,谢锡灵任主席,恢复公开活动。高潭苏区在红军四十九团协助下,清除了境内的地主民团势力,使革命形势有所好转。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配合红军四十九团作战。

    1930年1月,国民党驻海丰军队500多人前来进犯高潭苏区,被我军打退。从4月开始,红军四十九团主力奉命东进出击潮普惠,和红军四十七团在潮阳林招地区消灭敌一个团。国民党海丰联防大队乘红军四十九团离开高潭,派兵进占高潭圩,在各处圩门和险要处筑起碉堡,并伺机进犯中洞。7月间,红军四十九团从潮普惠返回后,由彭桂率领包围了高潭圩,一面用火力牵制敌人,一面挖地道用炸药将碉堡摧毁,肃清了企图顽抗的敌军。这一仗,解除了对中洞的威胁,恢复了海陆惠紫边区重要的交通线,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斗志,其声势威震东江。至次年春,红军四十九团发展至1000多人。部队发展壮大后,主动开辟战场,出击攻打紫金龙窝圩和三打洋头圩,并再次出击潮普惠,保卫大南山革命根据地。

    1930年,红军四十九团和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先后奉命开来中洞休整。5月1日,经东江特委批准,三个团联合整编为红军独立第二师,四十九团编为第一团,由彭桂任师长兼第一团团长,黄伯梅任副团长。在中洞大沙坝召开了海陆惠紫各县派代表参加的数千人庆祝大会,部队举行会师检阅,这样的检阅在中洞属第一次,在群众中反响强烈,为之振奋。晚上请来戏班演出地方戏剧,燃放鞭炮,热闹异常。

  经过一段时期低潮后,革命形势又再次高涨起来,浓厚的革命气氛笼罩着高潭苏区及海陆惠紫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对高潭苏区的再次崛起,如鲠在喉,欲除之不可。一方面派兵严密封锁和围攻高潭苏区,企图在军事上打垮红军和农民武装;另一方面采用极其毒辣而又非常秘密的特务手段残害红军。

  1930年8月间,高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谢锡灵被捕牺牲,朱远平继任。9月,东江苏区执行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进行“肃反”。这期间,彭桂被诬为AB团而调至大南山学习,把第一团交师政委黄强负责。由于执行省委的错误指示及国民党派特务破坏,红军一团内部大批共产党员和骨干分子被诬为AB团惨遭杀害,副团长黄伯梅亦难以幸免。

  1932年1月,彭桂奉东江特委命令回到第一团主持工作,但第一团元气大伤,战斗力锐减。东江特委亦派朱炎到第一团任政委,协助彭桂整顿第一团,但短时间内第一团元气难以恢复。

  1932年春始,在蒋介石大举进犯江西中央苏区的同时,广东国民党军队也加紧派兵进攻海陆惠紫边区,实行反复“进剿”、“清剿”、“屯剿”的“三剿战略”。尤其是在高潭不准农民在原来村庄居住,必须在指定的高潭圩附近地点搭大茅寮集体居住,以便看管,用“强迫拆寨”、“集体移民”的手段,将农民和红军分离。并联合江达三民团和海陆丰保安团在高潭圩、杨梅水、中洞等重要地方派驻重兵,实行山山驻兵、路路设防、严密封锁、长期围困的办法,欲把第一团饿死、困死在大山嶂里。第一团还未整顿和恢复,就遇到了更加险恶的斗争环境。那些以前能够从中给予红军支援的村庄已不见一个人影,找不到一颗粮食。在这处境极其险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时期,钟超武、江金英、宋龙等人先后背叛革命,带着几十人枪逃离第一团去当土匪或投向敌人。彭桂和朱炎带领战友不仅要和全副武装的敌人作斗争,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作斗争,还要和一些叛变行为作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革命,继续战斗,如果没有特别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无限****,又怎么能够做得到!

  1933年春,国民党军队骆秀理(又名骆麻包)、刘寿南率两个团前来“围剿”高潭苏区,搜山屠杀革命人员和群众,红军第一团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损失较重。期间,钟荫初、钟汉初(均是紫金南岭人)下山叛变投敌,并带敌军到杨梅水、中洞一带搜山捕捉在山上坚持斗争的红军和群众。

  4月间,朱炎率领红军第一团余部到紫金交界的丰隆山与敌军作战,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敢于牺牲,在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军队副团长黄英。后来由于钟汉朋暗中投靠敌人,致使朱炎在战斗中牺牲。红军战士虽然失去了领导人,但仍顽强地抗击敌人。最后在中洞坚持战斗的部分红军不得不退至激石溪,剩下50多人。为保存革命火种,只好再次分散活动。

  由于国民党军队一再出动重兵“围剿”高潭苏区,发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叫嚣,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致使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严重破坏,群众遭到屠杀和迫害,有家不能归,纷纷逃往外地。高潭和附近地区纵横六七十里的山区成为空心地带,尤其是中洞、杨梅水一带山区,不见一间房屋,不见一个人影。中洞原有上千人口,几年来遭到血洗和迫害,最后只剩下200多人躲藏在乌坉岩石的大山嶂或流落他乡才幸免于难,几乎家家有亲人被杀害,160多户被全家杀绝,七八十座房屋全部烧毁,财物抢劫一空。泔溪乡被杀害和抓走300多人,30多户被杀绝,抢走耕牛170多头,高潭全区被杀绝412户,被烧房屋8000多间,被杀害人员达2868人,这还不包括红军中牺牲的人员。

  作为高潭通往外地的交通要道,泔溪注定是不平静的。

  早在1927年农历三月中旬,朱远平率领农民自卫军击退袭击泔溪乡石街窝哨所的新庵马子光反动民团。农历四月初,惠阳县的48个反动地主武装,号称 “四十八团”共2000余众,分3路进犯高潭。泔溪乡农民自卫军负责阻击由新庵进犯的敌人,朱远平和钟旺率全乡农民自卫军在墩头四角楼阻击以陈伯齐为头目的团匪。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把团匪击退。

  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15日,泔溪乡亦成立了乡级苏维埃政府,钟乃水成为泔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旺任泔溪乡赤卫队队长,朱远平任副队长兼任教练。

  1928年3月,广东境内国民党反动军阀纠集重兵,在地方上反动地主武装民团的配合下,分兵数路对海陆惠紫边区根据地进行围剿。朱远平、钟旺率领赤卫队据守墩头四角楼迎击敌人。

  当时赤卫队30多人仅有两门土炮,其余都是粉枪,与配备有迫击炮的陆满团正规部队激战了一天一夜,毙伤敌人40多人。第二天夜晚,赤卫队利用夜色,掩护百余群众撤上后山。赤卫队在佛子坳(泔溪出高潭的隘口)还与国民党打了一仗,之后,赤卫队撤至水口与其他农军主力汇合,随后退守中洞。泔溪被占领后,敌人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全乡被杀害、失踪、饿死的就300多人,绝户有13户,全村房屋绝大部分被烧毁。

  为了解情况和解决给养,朱远平和钟乃水经常在深夜从中洞潜回泔溪,与坚守在泔溪乡的党员朱正光、钟金娘、钟李仁联系,取回泔溪乡党支部筹措支援的粮款,并互换情报,传达上级指示。

      1931年4月,调任到高潭区苏维埃机关当司务长兼任泔溪乡党支部书记的钟乃水不幸牺牲,朱远平接任泔溪乡党支部书记。8月,高潭区苏维埃主席谢锡灵被捕杀,朱远平接任高潭区苏维埃主席,兼任泔溪乡党支部书记。

      1933年5月12日,彭桂带一个传令兵和军医马克训到海丰埔仔洞寻找粮食,被叛徒马克训杀害。红军第一团失去主要领导人,人员失散,坚持了六七年之久的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遂于5月间结束了全部活动。在这种情况下,5 名党员仍一致决定隐蔽在泔溪牛栏窝一带坚持地下活动,并设法秘密寻找上级党组织。他们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只要坚持下去,跟着党走,革命胜利一定到来。

  钟李仁和钟金娘则留在深山里 , 以伐木烧炭为生,并照顾其他党员同志的家眷。5 位党员始终相互信任,团结向党。"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这 24 个字的入党誓词是他们****之基,也是他们坚守信仰之本。1939 年,在坚持活动 6 年后,泔溪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终于取得了联系,他们才得以回到党的怀抱。

  1933年春,在广东党组织受到敌人严重破坏,停止活动的几年期间,革命再次转入低潮。高潭区苏维埃政府被逼停止了全部活动,全体党员四处分散隐蔽。朱远平、钟继清、朱云石、钟蔚强奉命潜回家乡泔溪转入地下活动。同年夏天,泔溪乡党支部17名党员中,6名党员牺牲,6名出走他乡失去联系,以朱远平为支部书记、由朱正光(即朱娘招)、钟蔚强、钟金娘、钟李仁组成的“五人支部”, 坚持组织不散,并以牛栏窝为据点,秘密进行党组织的活动,他们隐蔽在牛栏窝,等待时机与上级取得联系。

  5位党员住在山寮 (一种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到鸡公髻的深山烧炭采山货,交?梢恢泵挥斜┞兜吃鄙矸莸闹煺夂椭煸镀降那资簦舻酵饷娉鍪郏换厥澄锇抵兴偷缴嚼铩T谑旨枘牙Э嗟那榭鱿拢拔迦酥Р俊钡耐净ハ喙睦岫ㄐ拍睿岢侄氛

  直至1934年3月,他们仍然没有上级党组织的半点消息。此时,他们达成一致共识,决定主动寻找。

  朱远平以寻找工作为借口,秘密前往淡水、香港一带寻找上级党组织。时至8月,始终未能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只好折回。1935年7月,朱远平又秘密地前往揭西、陆丰的河婆、河田一带寻找上级党组织,结果还是没有头绪,9月折回。1936年4月,朱远平再一次去香港,7月折回。1937年9月,朱远平再次前往河婆、河田等地,12月折回。连续将近4年时间,朱远平4次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没有搭上线。但泔溪支部的党员们在朱远平的领导下,没有灰心气馁,更没有退却,常常一起回忆革命斗争中的日日夜夜,互相鼓励,决心永不叛党,坚持到革命最后的胜利。

  在5位党员中,朱正光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虽然早在1926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直没有暴露身份。

  1926年10月,泔溪乡党小组在成立。同月的一天,黄星南和钟乃水与朱正光相约,告诉朱正光并告诉他,经请示区委批准,从今天起他便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黄星南拿起一块红瓦片,在墙上画了镰刀和斧头,告诉朱正光:这是代表工农,是党的旗帜,然后叫朱正光举起右手,跟着他宣誓。“要为人民为革命为党牺牲一切,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一直斗争到胜利。”这句话,朱正光铭记了一生。

  在这场宣誓中,朱正光也获得了与组织上单线联系的任务。朱正光是党组织的交通员,负责信息的传递,除了行动需要隐蔽外,还不能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1939年秋,上级党组织派黄育光到高潭进行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朱远平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此后,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朱远平带领泔溪乡党支部的党员,遵照高潭区委的指示,恢复了党组织的地下活动。

  与党组织联系上后,战争依旧在持续着,泔溪乡的党员们,也在继续战斗。

  1940年3月,泔溪支部全体党员掩护曾生等率领东移的惠东宝抗日游击大队在战斗中失散和负伤的队员。

  1945年3月16日,朱远平接到高潭区委密令,带领支部全体党员和部分武装农民参与了黄振、蓝训材率领的抗日游击大队,在泔溪佛子坳伏击日军的战斗,把日军打得四处逃命。

  新中国成立前夕,泔溪乡组织了战勤队和救生队,筹款筹粮,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1949年3月,朱远平带领泔溪的战勤队伍参加了黄友部队解放多祝的战斗……


第二节:民族大义重如山 归国华侨渡海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平津危急!华北危机!中华名族危急!

  民族危难时刻,牵动着远在泰国的华侨罗克明的心。

  罗克明(1904—1946),乳名金泉,又名罗星輝,泰国华侨,泰马(共)党员,祖籍惠阳(今属惠东)高潭人。其父罗祖嘉,是清末秀才,礼学家风,开明绅士,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祖辈务农,深知农耕生活艰苦,因而与乡民十分融洽。罗克明10岁入本乡私熟读书,16岁入读惠州中学,才思敏捷,品学兼优,殊受师长与族人钟爱。

      1922年秋冬,彭湃到高潭点燃农运烈火,青年时期的罗克明鼓动全家加入农会组织,开始卷入到阶级斗争的历史旋涡之中。1927年5月开始,高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中共东江特委领导海、陆、惠、紫四县农军暴动的指挥和集散中心,党政军机关都在中洞办公。高潭也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国民党军大规模进剿高潭苏区,罗克明全家经受了生与死的洗礼,难以在当地立足,最后只得背井离乡,随父亲逃往泰国合艾猛侨埠谋生避难。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消息传遍了南洋,中华民族危亡迫在睸睫,身在异国他乡的罗克明,积极联络当地华侨青年宣传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并随时寻觅机会回国抗日杀敌。1933年秋,他报效祖国的机会到了,跟随一批闽粤籍的青年联袂,奔回福建参加十九路军,被编入翁照垣部任书记官。1934年1月,蔡廷锴在福建事变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主张“反蒋抗日”的十九路军在老蒋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完全解体,蔡廷锴军长(广东罗定人)兵败出洋,余部为蒋介石收编。罗克明悲愤交加,毅然返回泰国侨居。1936年夏天,他在泰国与马来亚交界的橡胶园中秘密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积极联络华侨青年参加当地的《余闲乐社》和《抗日后援会》群众组织宣传抗日活动,随时准备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正当33岁英雄年壮、气血方刚的他,怀着满腔热血,放弃在泰国的侨居生活,决然携带妻子家小眷属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投入到杀敌救国的洪流之中。他回到祖国后,****于党,顾全大局,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积极工作,左右逢迎,既与上层人士共事,又密切团结军民一致抗日,他智足多谋,处事果断,是深得群众爱戴和尊敬的核心人物,成为抗战中的楷模。

      1937年冬,罗克明带着家小坐船从泰国到达香港,几经周折,在香港《余闲乐社》李婶的帮助下,找到了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香港地下党组织派周伯明同志(时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与他接上了组织关系。罗克明向组织上强烈要求派他到八路军部队,上前线杀敌报国。据周伯明同志回忆录所说的,当时所看到的罗克明英姿焕发,一表人才,十分难得。他又能文能武,满腔热血,忠贞卫国,是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材。

  这一批从泰国回来参加抗日的共有8位华侨青年,其中罗克明和大埔县的另一位是带着家属回国的。周伯明随即向廖承志作了汇报后,廖承志、刘宣以及周伯明同志,在一间酒店接见了他们。首先,廖承志主任对他们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行动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抗战形势后说:北方的八路军不缺兵员,据情报日军可能南侵,建议大家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留在广东当地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廖承志并考虑到罗克明是惠州中学毕业的高才生,人材十分难得,又带着家小回来便于掩蔽,如果秘密派回到祖藉高潭革命老苏区在隐蔽战线上开展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其作用并不比上前线小。于是就动员他带家小一齐回到高潭去,以泰国归侨的身份,联络各阶层人士,宣传抗日救亡,秘密开展革命斗争。廖主任还亲切地招呼大家好好在香港过春节,春节后,组织上才安排大家回到大陆去。

  罗克明听了领导的动员后,顾全大局,坚决服从党组织需要,从事在隐蔽战线上秘密工作的具体安排。1938年的春天,他带着家小,肩负着党的重任,终于从香港回到了父辈及祖先们心中永久的圣地——山高林密的山区高潭。

  高潭,原是惠阳县东北部山区的小镇,地处海(丰)、陆(丰)、紫(金)、五华五县交界的结合部,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当年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红军第二、四师浴血奋斗过的战场,是彭湃同志首创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之一,是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领导的东江革命的红都。但是,时下的这块高潭革命圣地,经过国民党军重兵围剿和杀戳,房屋被烧1000余间,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被杀害2860余人。经历十年之久的摧残,现在已经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苍夷,百姓生活疾苦,社会黑暗混混,已经到达民不聊生的境地。

  罗克明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从泰国回到灾难深重的故乡,他眼前看到的情景,心情十分沉重。罗姓本是高潭圩的望族大姓,他在老家安顿下来后,一方面经营好父辈遗下来的在高潭圩的店铺,以解决生活来源;另方面他走家串户拉家常,联络乡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按党组织的秘密指示,以归侨的公开身份,联络、结识各界人士,很快就得到了基层乡亲和各政、商界别的支持。特别是争取到黄伯坤乡长(是他妻子的堂兄)和绅士黄亦文(是他妻子的堂叔)以及绅士罗佩文(是他的堂兄)的大力支持。由于他“经历广,涉世深,智足多谋,办事果断”,因而深得各界与乡民的倚重与爱戴。

  1938年月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国军溃不成军,惠州沦陷成为敌占区,国破家亡,已在睸睫。这时罗克明心急如焚,他即刻对高潭的青年罗丁旺、罗振南、罗光、罗觉环等人说:“现在时势,国民党是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了。”当夜,罗克明来到罗光家里,叫罗光、罗觉环一起陪他去甘溪,并在钟弼尧和钟木的家里,谈了整整一个晚上。除拉家常外,主要谈有关抗日的事宜。在回到佛子坳时,又讲了不少的革命道理。他说:“青年人首先要学会做人,要立大志,志就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为国为民,服务社会,对革命要有必胜的信念,不要因高潭革命遭到暂时挫折而畏缩,要一往无前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然后,真诚地补充说:“我这番话是不能随意说的,你我是兄弟叔侄,又系知已,才说这番话。你们对我的话有何看法?有什么打算吗?”罗觉环好奇地问:“叔父,你是共产党吧,我跟你走!”罗克明沉思了一下说:“我身不由已啊,我身为爱国华侨,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你们跟共产党走。”从此,罗克明与高潭青年人结成了朋友,读新书,学新文化,教唱“国际歌”等,使大家认识到:抗日救亡首先就要唤醒民众,才有可能实行全民族抗敌的道理。

      为了加强团结各界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日,罗克明按上级指示利用通过“白皮红心”的乡长黄伯坤和进步人士黄亦文的密切关系,打进到国民党的敌营——高潭乡公所任副乡长,专管社会治安和文化教育方面工作。有一次,河源县专员公署罗杏祥来高潭,临走时留下一封信给高潭乡公所。他立即将信转发到地下党。还有一次,1942年春天,惠阳县长罗隆来高潭巡视(罗隆是他在惠州中学时的同学),他利用同姓同族的关系,立即将堂弟罗振南(中共党员)安排到县政府当文书,为地下党提供了大量情报。自此以后,乡公所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但实际上已为我党所控制。

  1939年秋,上级党组织派黄育光(黄琴)、张霞、陈乃存等来高潭兴办学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和重建高潭的党组织工作。他们初到高潭,人地生疏,开展工作十分困难。黄育光与罗克明接上头后,罗克明自告奋勇担任学校的董事长、罗佩文任副董事长兼校长,并选定凹头罗家祠堂为校址,在罗克明的支持和安排下很快就把上级党派来的人安顿好。有一天,罗克明请黄育光、张霞吃饭,饭后,分别约了罗丁旺、林海亭、罗觉环、罗星开(罗明)、罗振南、罗光等一批青年见面。他对黄育光说:“这批青年是可靠、进步的青年,请你将他们带好、管教好”。经过地下党的培养教育,高潭恢复了一批大革命时保存下来的老党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恢复了中断5年的以朱远平为支部书记、由朱正光(即朱娘招)、钟蔚强、钟金娘、钟李仁组成的“五人支部”的党组织活动。

  1940年初开始,上级先后派李华(化名罗立)、黄秉、黄云鹏、黄卓如等来到高潭领导革命斗争。罗克明与黄亦文、罗佩文、黄伯坤、黄育文、林海亭、林瑞和、黄仲平等社会名流搞好统战工作与地下党密切配合,艰难地在高潭办起了5间学校,并安排了地下党员出任教师,使学校成为中共党组织在高潭开展革命活动的战斗堡垒。

  同年3月18日,东江抗日游击大队在曾生大队长和周伯明副大队长的率领下,在坪山突破国民党顽军的包围,东移来到高潭。这支抗日武装在前有李坤保安团堵截,后有罗坤支队和凌育旺团尾追的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罗克明在高潭见到了回国时在香港认识的周伯明副大队长率队到来,十分激动。他认为东江抗日游击大队是:“抗日有功,爱国无罪”,应以高潭乡公所和全乡父老乡亲的名义,在高潭圩召开了军民欢迎大会,并亲自致欢迎词,由周伯明副大队长致答词。会上,曾生部队演出了《打日寇》的话剧,高潭学校演出《怒吼吧!中国》话剧,还有独唱、合唱、乐器演奏等节目,气氛热烈。罗克明在会上发动群众捐粮、捐物,支援部队,搞到大批油粮、猪肉、鸡蛋、青菜等食物,送到曾生大队部,曾生同志亲自接收了群众捐赠的物资并衷心感谢高潭人民对部队的支持。

  由于曾生大队有400余人,部队急需要粮食、副食品和物资供应,邬强教官也写了条子要求买一些纸张和办公用品。3月30日,周伯明副大队长派特务长王雅宜(女)、战士游招(女)、黎仔(男)、曾国华(女)等4人到高潭圩找到了罗克明同志为游击队代为办理。正在这时,突然间,水口柑树下村(当时曾生大队部驻地)方向传来枪声大作,敌凌育旺团前来高潭袭击,处境极其危急。罗克明当机立断,把王雅宜等人带回鸳鸯陂自已的家中掩藏起来。敌军要挨家挨户地搜查,他机智地将王雅宜乔装成产妇,卧在坐月子弟妇的床上,另2个战士装扮成侍奉产妇的家人。“白皮红心”的甲长林罗恩也把曾国华女战士掩藏起来,同时,罗克明以爱国华侨和 “白皮红心”的副乡长身份掩护,在全力支持和暗中保护抗日游击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结果敌人搜查无果,大家庆幸有惊无险。

  为了摸清当前敌情,罗克明英雄虎胆,亲自带领地下党领导人黄育光(黄琴)以教师身份,借着向黄伯坤乡长交涉要求学校复课的问题,深入敌巢,走到乡长黄伯坤家里(罗坤支队的驻地)直接摸清敌情,当得知罗坤“决意为全歼共军要准备逐村逐户搜查,绝不放过一个,包藏者以共军论处”的决定后。立即暗中安排好曾生大队主力部队从高潭安全撤退到海丰去;同时,他又发动党员黄亦文、罗佩文、黄育文、林海亭、罗光、罗觉环、罗振南、朱娘招、黄伟南等和上层人士黄伯坤、罗耀环以及骨干群众齐齐出动,寻找被打散的部队伤病员和联络失散的同志,使伤病员同志得到及时救助,对牺牲的同志尸体及时掩埋安葬。经历10天的折腾,敌军搜查围捕一无所获,妄图全歼我军的阴谋也未能得逞。我曾生部队依靠高潭地下党和人民的支持,保存了实力,度过了难关。正如曾生司令员解放后来高潭时深情地回忆说:“我这次回来高潭是来还债的。当年如果没有高潭地方党和人民的大力支持,我部早就遭遇到全军覆灭了。高潭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我衷心感谢高潭人民”。

  自此以后,罗克明更加坚信“国难当头,爱国无罪”。他在高潭毫不畏惧地、大规模地宣传抗日救亡,他与地方党紧密配合,组建了《高潭晨钟剧社》,亲挂剧社主任之职。他发动工商界和群众捐款捐物,制作道具,在30平方米的凡士林布做的外横幅幕上,书写上“唤醒民众”四个大字,在用黄色棉布做的内横幅幕上写上“高潭晨钟剧社”六个大字,非常醒目。剧社的人员是学校中的师生为主,还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参加。每逢节日或圩日,在高潭圩老街高搭戏台公演话剧,如《军民合作打日寇》、《自由神》、《流亡》、《不当亡国奴》等等。演出场面有实景,道具有配备,战斗有枪声,效果逼真感人,深得群众喜爱。通过战时教育,群众的抗日热情进一步激发出来。剧社除在高潭演出外,还大张旗鼓地到海丰县属的西坑、石头坪等地演出,影响深远,获得群众好评。与此同时,罗克明还在龙田村组织了武术馆,组织30余名青年学习拳术,武术馆由罗土秀(祥光)、罗权负责。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东江游击队或高潭抗日自卫队的组织,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1940年5月,为扩大教育面,他又组建了《高潭青年文化促进会》,并亲自当主任,黄亦文任副主任。骨干成员有黄郁文、林海亭、罗光、罗星开(罗明)、罗觉环、罗振南、罗少华、黄震中、罗特、朱少廷、江定波、黄仲平、张玉初等40余人。主要活动内容是踊跃下村办夜校,教群众识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在松花江上》等歌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了群众,壮大了党的队伍,为东江抗日部队输送了人才。

  1942年上半年,粤北省委事件后,上级指示地下党负责人罗立(李华)迅速离开高潭小学,撤退到别地掩蔽。地下党立即找罗克明商量研究掩蔽办法,有些同志提出到甘溪村或正尾村去。罗克明觉得,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一定要稳妥,不能有半点走漏风声。研究后他确定到中洞村好。因为中洞和海陆丰、紫金、五华交界,有敌情时撤退容易,更重要的是有在乡府中工作的丘仁贵、罗史良好联系。于是,他当机立断地派出罗光、罗觉环,天黒后马上出发,护送罗立到中洞去掩蔽。学校方面罗克明是董事长,由他和罗佩文负责处理。统一口径是:罗先生家有急事请假。在护送出发前,罗克明把自已的手枪及30发子弹交由罗光、罗觉环,交带非特殊情况不许开枪,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回高潭,绝不能走漏风声。由此,高潭地方党组织的绝对安全,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

  1944年开始,抗战形势好转,日军的末日将到,胜利指日可待。东江纵队为了将来的急需,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开办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培训大批团、营级的军政指挥员。抗大七分校由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兼任校长,政委李东明,教育长是林鹗。3月,抗大第七分校举办第一期军政干部学习班,学员都来自军队、 地方党和抗日政权,人数有80余人,分设军事班和政治班。罗克明被上级地下党调到抗大七分校的政治班去学习,在军校学习时,结识了在军事班学习的路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副队长李和同志,成为生死与共的挚友。

  军校第一期校址设在大鹏的鹤斗村,在村背后山坡上盖了大茅草棚二间为校舍。既是教室,又是宿舍。军事理论、政治课就在大茅草棚内上,内容是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国内抗日战争形势任务以及统战工作理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理论课主要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十六字诀战术理论和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三者关系;军事训练课地点在村外海边沙丘上进行。内容是练习基本动作,描准和实弹射击,利用地形地物,构筑野外阵地和攻防演练等。军校在鹤斗学习二个多月后,据情报称,国民党的顽军将有可能进攻大鹏半岛,为了安全,军校从鹤斗村先后转移到三洲田、北岭村。最后,在土洋村的天主教堂举行结业典礼。

  1944年8月,抗大第七分校第一期学员80余人在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旁边的天主教堂结业。罗克明一来有文化、有知识,见识广,二来他社会经验丰富,学习积极,能做笔记,学习成绩最好。三来他平时严格要求自已,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谦虚和善,从来不摆架子,大家都喜欢与他交朋友。所以,在军校学习和训练中,他都经常受到教育长、校长和教官的表扬。军校结业时,他被王作尧校长鉴定为优秀学员。军校学习结业后,按照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的原则,罗克明在军校学习结业后,随即被上级党组织调回到了高潭,继续开展隐蔽战线工作,承担新的重任。

  1944年秋,罗克明回到高潭马不停蹄地与地方党秘密联系,筹备和研究建立高潭抗日自卫队的事。1945年春,东江纵队第六支队第五大队政委韩藻光率领队伍进驻高潭,韩藻光政委除密切依靠中共高潭区委外,还按上级党的秘密指示与从军政大学学习回来、在隐蔽战线上单线联系的罗克明紧密接触配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高潭全社会上中层各界人士,造成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良好局面。有一次,韩政委主持召开工作会议,研究组建成立高潭脱产的抗日自卫队问题。罗克明巧妙机智地拒绝了黄少珠企图指染自卫队的意图,否定了黄提出的建立自卫大队的不实建议。确定了根据高潭的实际情况,成立高潭抗日自卫中队。又一次,韩政委选择在罗克明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有罗光、罗觉环、罗振南参加,研究如何筹备新成立的自卫中队粮食、枪枝和动员青年参军的极为重要的问题。罗克明立即表态支持说:没有枪则可借枪,没有粮则可开仓借粮,没有兵员则可动员发动青年入伍。会后,凭他的威望,利用各方社会关系,终于向黄少珠借了两支手枪,当年罗隆县长拔给高潭乡公所的多枝七九步枪,也全数拔给自卫队使用;他又动员管征尝的罗星如打开粮仓借粮,解决部队给养问题;至于自卫队的经费,他积极帮助部队建立税站收税,他自已还卖掉一亩多良田支援部队,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在智足多谋的罗克明的全力支持下,韩政委的一切难题迎刃而解,武装脱产的高潭抗日自卫队终于建成投入抗战的序列,为配合六支五大队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2月12日,农历甲申年的大年三十夜,日军进犯高潭,为对抗盟军在沿海登陆作战,日军沿途强拉各地民伕抢修海丰经高潭、新庵、多祝、通平山的战略公路。春节过后,日军一个中队进驻高潭,四处出动抢粮、拉壮丁、烧杀抡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占据高潭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高潭抗日自卫队与日军战斗也有4次之多。有一次,罗克明、黄亦文、罗觉环、罗振南在水口大夫第开会,日军突然窜到水口大夫弟抢粮抢物,村民向淘金坑方向的撤离。村民黄春霖和他老婆也向淘金坑方向走去。但日军来势很快,离黄春霖老婆仅20 米,黄春霖立即开枪向日宼射击。罗克明、黄亦文、罗觉环、罗掁南在大夫第屋内开会,听到枪响出来,民兵吹海螺角报警,为了保护群众安全,罗克明、黄亦文、罗觉环、罗掁南领导抗日自卫队、民兵和群众人海如潮地向日军追击,把日军打退了。但罗克明不幸右腿部中弹负伤。第二天,日军又有一个小队人马前来报复,把黄丁兰、黄震中的一座房屋烧毁。在军民英勇抗击下,日军又被击退;第三次日军又有一个中队,侵入柑树下石壁湖村抢粮,放火烧掉民房14间,受到我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抗击,日军又被击退;第四次,约二个月后,地下党和部队获得日军高桥大队由海丰经高潭到多祝的情报,六支五大队与高潭地方党领导和自卫队研究决定,在山高路险林密的佛子坳设伏,打一场歼灭日军的伏击战。罗克明不顾脚部伤痛,仍积极参加研究协调和部署。这是游击队、民兵和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的战斗,打死打伤敌数人,战马数匹,打出了高潭军民团结奋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精神和高昂的战斗士气。5月初,一个名叫池田满吉的日本兵(九州长崎人)因饥饿走进了牛栏肚村朱正光家里抢粮杀鸡,为朱家兄弟俩同心合力,把这个日本兵按倒在地生俘摛获。

  1945年5月7日,东纵六支五大队在高潭杨梅水马家祠召开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5县边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五华县代表有古良、邹建、邹玉山,紫金县代表丘玉光、钟勺、温敬尧,海丰县代表杨华、杨道、刘贵、朱权以及吊崆民兵30余人,陆丰县代表叶某等,惠阳李璜乡的马瑞书、马光、黄瑞祥等共约400多人。大会决定成立五县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推选出黄亦文为五县边区区长,罗克明被公推为边区参议长,主持五县边区的抗日军政事务,办公地址设在马家祠。晚上军民联欢会,把这名日本俘虏兵押到会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五县边区代表深受鼓舞。与此同时,高潭乡抗日民主乡政府也宣告成立,黄育文任乡长。高潭抗战形势一片大好,抗日救亡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

  正在这时,6月12日(农历5月初三),驻海丰的国民党顽军钟超武和紫金国民党驻军黄国和部,突然间率队联合进犯和血洗高谭。抗日自卫队中队长罗觉环、税站站长罗掁南及多名自卫队战士在战斗中牺牲。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撕破“国共合作”抗日的假面具,贴出捉拿罗克明的通辑令。为保存实力,自卫队只得撤退到山上,后编入韩藻光大队。罗克明随即掩蔽到了龙田村罗权及寨排罗佩文的家里躲避。十多天后,罗克明接上级指示调离高潭。当离开高潭的前夜,罗权按罗克明交带连夜把他的妻子黄招,儿子罗平带到他家里来,罗克明镇定地对家人说:“这次事发突然,根据形势变化,我这次离开家里的时间可能较长。敌人也有可能到家里来迫害,你们要坚强,不要害怕;其次,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要把儿子带大,缴他们读书识字,长大后好为社会服务;第三,要跟共产党走,相信党组织,遇到最大困难都要坚强顶住,今后组织上会派人帮助你们的。如果在高潭站不住脚,必要时就到香港暂避”。

  由于形势突变,罗克明在隐蔽战线上暴露后,上级党组织就把他调到了大亚湾海上独立大队武装部队去工作。海上独立大队的大队长为陈志贤,政委刘宣,副大队长林文虎,政治协理员(副政委)由罗克明担任。大队的一线工作全权由林文虎、罗克明两人负责,担任着主力武装一线的指挥员。林文虎敢打硬仗和恶仗,性格刚烈,有“老虎仔”之称。但他的脾气大,部队很多人畏他,不愿与他共事。罗克明友善待人,有修养,善于团结人共同工作,所以,林、罗密切合作共事,关系很好,这对部队的团结战斗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中旬,在日军战败将要无条件投降的前夕。朱德总司令命令我东江纵队各支队抗日武装全面向日军出击,解放了惠(阳)、东(莞)、宝(安)各县的敌占沦陷区和沿海岛屿,收缴日军武器,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第三节:同仇敌忾驱倭寇 收复中华好河山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惠州、广州等相继沦陷。

  1939年7月,中共惠阳县委派黄育光(黄琴)、张霞(张绮如)、陈杰(陈乃存)来到高潭,由高潭学校董事长罗克明安排在坳头磜公祠学校,以教师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9月以后又增派李华(罗立)、黄克仁(黄伟业)、王柏(黄文英)等来到高潭。他们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10月,吸收了罗星开(罗明)、罗觉环、林海亭、罗丁旺、罗子娘、罗石6位青年为中共党员。同时,建立了高潭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张霞任书记(后李华),黄育光任统战委员,陈杰为宣传委员,下设两个小组。从此,高潭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3月9日,曾生率领东江抗日武装新编游击大队500多人,突破国民党一八六师凌育旺团及地方武装3000余人的包围,向东转移,历尽艰险,于18日抵达高潭圩,受到高潭区人民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在罗克明等发动下,高潭圩附近的群众和圩内商人纷纷献出猪、鸡、鱼、肉和各种蔬菜慰劳部队。第三天晚上还举行军民联欢晚会,演出话剧,热闹异常。

      24日下午,驻惠阳的国民党顽军凌育旺团、罗坤支队和汕头李坤支队约2000人,乘傍沱大雨分三路先后追踪来到高潭。凌育旺团一个营首先追至水口,把驻黄铁坝的东江抗日武装第三中队包围在一座大屋里,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孤军作战,第三中队大部分队员被俘。驻在大夫第的曾生和东江军委负责人梁鸿钧以及大队部在第一中队掩护下,由进步人士黄亦文带到淘金坑山上掩蔽。第一中队与敌激战三小时,将敌击退,最后利用夜色掩护突围。驻在陈田坝的抗日武装第二中队由中队长叶清华、指导员黄业率领支援大队部,但遭敌后续部队中途截击,当晚转移到正尾村山上,次日晨又遭国民党顽军凌育旺团三个营包围,战斗中叶清华牺牲,黄业受重伤,突围时部分人员被冲散。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高潭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曾生部队通风报信,带路转移,接济粮食,并主动寻找、保护、安置失散人员及搜寻失散枪支送回曾生抗日部队,随处可见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随后,曾生大队转移到中洞、朝客、牛栏窝等地隐蔽,鉴于国民党顽军经常包围搜索村庄,为了安全,曾生的抗日部队只能隐蔽在高山密林,这样就使抗日部队给养发生了困难。为此,在中共地下党发动下,中洞及附近村庄的群众秘密将节省的粮食集中起来,再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送上山去接济部队。

      曾生率领的东移抗日部队在高潭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终于渡过了难关,于1940年4月上旬在石山附近整编。8月初,遵照党中央指示,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离开高潭、海陆丰地区,重返惠东宝抗日前线。不久,东移部队派政工队长蔡国梁到高潭做善后工作,他高度赞扬高潭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并代表曾生衷心感谢高潭人民的支援。后来,中共惠阳县委还传令嘉奖,表彰高潭的统战工作在全县起了模范作用。

      1940年8月,中共惠阳县委为加强地下党的领导,先后派黄秉、黄云鹏、叶英等到高潭,组成中共高潭区委,黄秉任书记,李华任组织部长,黄云鹏任宣传部长,叶英任妇女委员。在中共高潭区委领导下,党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地下党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与高潭接壤的海丰山区一带,并恢复了一批大革命时期转入地下活动的中共老党员的组织生活。至1941年3月,中共高潭区委共发展党员80人,先后建立了13个中共支部。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动员参队,做好宣传、统战、情报等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公开的场合,如成立高潭剧社,举办夜校,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形势,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同年夏,为加强中共党支部建设,中共高潭区委在与海丰交界的苦竹园坑尾大石洞里举办训练班,秘密培训党支部骨干,为期一个星期。同时上级派黄毅夫、王鲁明来指导培训工作,使参加培训的党员受到深刻的教育。此外,中共高潭区委又多次派出党员到外地培训。为推动工作,经罗克明举荐,中共高潭区委还派出优秀党员罗振南打进国民党惠阳县府,搜集情报和开展统战工作;并派丘仁贵、丘科两位党员打进乡公所任所丁,联络倾向革命的乡长黄伯坤。在中共高潭区委和地下党员卓有成效的努力下,发展党组织的工作迅速进行,至1942年上半年,共成立17个支部(其中海丰山区7个支部),发展党员96人,受到中共惠阳县委的肯定和表扬。

      1942年下半年,由于发生粤北事件,中共华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形势紧张。根据中共惠阳县委指示精神,中共高潭区委将外来的地下党员全部秘密撤离,将权力下放到地下党的总支部。总支部提出掩蔽力量,积蓄力量的口号,党组织暂停发展,全部采用单线联系,分工由高潭地下党员林海亭、罗振金、罗少华、罗觉环等人单线联络各个支部,并将秘密文件和进步书籍掩藏,用假象迷惑敌人,使高潭党组织避免遭受敌人的破坏。

      1943年高潭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山上的猴头、赤蕨被采光充饥,水肿病流行,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国民党当局不顾天灾,继续鱼肉乡民。高潭地下党面对此情此景,秘密发动群众开荒种地,多种杂粮,共渡难关。

      七八月间,形势有所缓和,中共惠阳县委领导人邓秀芳、高佩良多次到高潭传达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检查各地下党支部情况及了解各阶层人士动态。高潭地下党根据形势发展,组织骨干在高潭圩散发传单,并召开秘密会议,动员进步青年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先后分两批将22名青年和学生秘密送到东江抗日武装东江纵队。1944年,日军再次在汕尾、澳头一带登陆,局势紧张。高潭地下党作好直接抗击日军的准备工作,秘密发展了青抗会、妇抗会、农抗会等群众组织。日军曾多次进犯高潭,强迫乡民修筑公路,沿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高潭地下党组织群众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日军,乘机袭击。

      1945年春,中共惠阳县委派黄振到高潭协助工作,建立了由罗星开、林海亭、罗振南、 罗少华等人组成的中共高潭区委,罗觉环负责筹建武装工作,做好迎接东纵部队的准备。2月中旬,东纵六支第五大队由韩藻光带领到达高潭,在地下党协助下,趁国民党顽军来不及提防,缴获国民党顽军钟超武部驻海丰新圩一个小队的枪支。后又袭击了钟部设在杨梅水的盐站并没收其全部食盐,缴获反动头子罗欣其驻在石门沥的自卫队一个班的武器,拔掉了高潭周围敌人的据点,削弱了敌人的力量。东江纵队第五大队以高潭为基地,向紫金、五华等县边区扩展,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积极打击日伪军。

      为配合东江纵队部队,中共高潭区委动员群众捐钱献枪,组建了由罗觉环为队长的抗日自卫中队,并发展到100多人。1945年4月间,日军100多人带着马匹辎重在高潭圩宿营一晚,准备经泔溪往多祝方向撤退。获悉情报后,东江纵队第五大队和高潭自卫中队紧密配合,选择佛子坳两面高山的有利地形埋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遭到东江纵队第五大队和高潭自卫中队的突然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先头部队死伤过半。此次伏击战共毙伤日军10余人及战马数匹,并缴获部分军用物资。接着高潭自卫中队又配合东江纵队第五大队在石壁湖、柑树下等地分别袭击下乡抢夺东西的日军......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经过东江纵队和中具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使高潭民众的抗日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条件也已成熟。1945年5月7日,根据东江党组织指示,在高潭杨梅水马家祠召开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五县边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各县代表共约400人,五县边区有联系的开明人士亦应邀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五县边区民主政府负责人,黄亦文任区长,罗克明任参议长,还有参议员数人,下设财粮股、宣传股等机构。高潭还建立了乡民主政府,黄育文任乡长,乡府设在高潭圩关爷庙。


第四节:宜将乘勇追穷冦 高潭迎来艳阳天


      五县边区民主政府的建立,抗日武装活动范围的扩大,惊动了海陆丰的国民党顽军。6月11日,海陆丰守备总队长钟超武带领五个大队1000余人,从海丰分三路直扑高潭,韩藻光即率第五大队往李坑屯方向转移,高潭自卫队被冲散。当日下午,中队长罗觉环和副官罗振南不幸被捕,在下圩埔英勇就义。东江纵队第五大队税站站长香洲等数人亦被捕于次日遇害。钟超武部占领高潭圩后,四出搜山,后将主力撤回海丰,留下国民党顽军许导明中队驻守高潭圩黄坑寨。委任罗欣其为高潭乡长,由其组织40多人的反动自卫队驻守高潭圩,并在高楼崠和对面山等地设置炮台和哨所。

      高潭抗日自卫队被冲散后,由黄振在布心集中起来编为独立中队,继续在高潭活动并搜集情报送交白东江纵队第五大队。

    1945年9月15日,韩藻光率东江纵队第五大队在高潭独立中队紧密配合下,趁高潭守敌兵力薄弱,于晚上乘夜色掩护袭击高潭圩,天亮前占领了高楼崠炮台和对面山哨所,接着向高潭圩发动进攻,用地雷炸开了圩门旁的围栅冲入圩内,把罗欣其的反动自卫队和许导明中队围困在黄坑寨的一座大屋内。第二天敌人依仗工事负隅顽抗,东江纵队第五大队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一面等待天黑后用地雷将大屋炸开一个缺口,击毙中队长许导明和一个小队长,但残敌拒不投降,等待援兵。第三天早晨,因国民党顽军钟超武派来数百兵力前来救援,东江纵队第五大队只得撤出战斗,向丹竹坑转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为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发动内战。为了和平,避免内战,国共两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斗争,终于达成和平协议。1946年6月,根据协议,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烟台。部队撤走后,敌人又嚣张起来,在高潭活动的人民武装为保存实力,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让部分同志复员,将枪支掩埋,其余人员转移上山,暂时隐蔽。高潭党组织提出地下党员能够在当地站住脚的坚持下来,不能的则转移外地隐蔽,保持单线联系,坚持地下斗争。

      1945年冬至1946年初,国民党新一军从云南大后方开到到华南沿海前线,采取填空格的战术,大规模进攻我东江纵队抗日根据地,企图歼灭我军于沿海地区。我军在惠东稔平半岛保卫战失利以后,主力部队分散到粤北和粤东山区,沿海各县陆地均为敌军占领,只剩下大亚湾和大鹏湾海域的三门岛、历甲岛、虎头门仍在我海上独立大队控制之中。但陆地沿海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一时因失去抗日武装的保护,生命财产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罗克明自调离高潭后,音讯全无。正当1946年春节期间,在钟超武部当副员的张谭胜(张强)打听到乡长罗欣其(钟超武的妹夫)和钟超武派来高潭的密探商量说:“罗克明可能仍然躲藏在高潭,如果把他的全家捉拿起来作为人质,就能威胁家属交出罗克明”。张谭胜是个好人,立即把敌人这个“阴毒”的消息连夜通知了罗庸(罗克明的亲弟),罗庸把消息告诉嫂子黄招,经全家紧急会商后,立即决定在年十四日夜间,携领全家大小出走转移到香港去,第二次含泪背井离乡到异地避难。全家老小步行出走,摸黑夜行,又挑又背,痛苦不堪。经十余天的日行夜走,痛苦煎熬,经李坑屯、多祝、平山、淡水、镇隆、樟木头到达香港时。身上所带银両,已全数耗尽。

  战乱之年,天高不解人心意,祸不单行从天降:到香港后,长子罗耀宗不满2岁的儿子,因经不起长途奔波的煎熬,病倒后奄奄一息

  无钱医治,不幸身亡;三儿子罗彬,刚满两岁,因患感冒无钱医治,病变成严重哮喘,丧失了劳力,成为终生残疾;二儿子罗平,虽然平安抵达香港,但因家无分文,无钱吃饭,为了活命,只得流落街头,讨饭求生。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做苦力养家,经受住了社会和人间的艰辛与苦难;直到了1947年夏天,为了推翻罪恶吃人的旧社会,在地下党李婶的启发教育下,毅然返回高潭读书,半工半读,从此之后,继承父志,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

  罗克明的家眷在含泪逃离高潭到香港之事,因内战形势危急,双方都得不到音讯,家眷也无法分享他到部队以后,公开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指挥战斗所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的喜悦。1946年春节过后,驻惠阳澳头的国民党军强征渔船,强迫船工临时组建一支海上作战部队,向我海上独立大队进攻。我海上独立大队在罗克明副政委、肖华奎(中队长)镇定指挥下,沉着应对,用我军虎头门阵地火力和武装船队火力相配合,狠狠地打击敌船,打得国民党军抱头溃窜,撤回到澳头金门塘一带,那些国民党军强拉来的船工,也全部逃走,敌海上船队,已溃不成军。我军取得了海上斗争的首战胜利。

  敌军不甘失败,于1946年2月23日,又集中其陆岸在金门塘、小鹰嘴高地部署的新型炮兵强大火力,第二次进攻我海上武装船队和虎头门的阵地。我海上独立大队奋起还击,战斗极其激烈。敌人这次进攻改变了战术,战斗从上午9时开始,敌军只动用大炮向我海上战船炮击,这时,我军船队乘风破浪,散开队形,灵活对应。战斗连续打到下午3时,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发射炮弹200多发。由于海上风力突然逐渐开始减弱,罗克明意识到这对我海上风帆船队作战极为不利。于是,他与肖华奎当机立断,站在船头指挥船队掉头撤出战场,尽快向历甲岛方向撤离。敌军发现了我军战船撤退,就用大口径的炮火延伸射击,并集中火力向我指挥撤退的指挥船轰击战斗极其激烈。罗克明所乘的指挥船被炮弹命中,船体解体下沉,全船战友多数壮烈牺牲。

  当天晚上,我海上独立大队打扫战场,发现了罗克明负重伤后在海水的浸泡中气息尚存,立即用战船紧急运送到香港救治,终因抢救无效而牺牲,英年42岁。

      1947年7月,中共惠阳县委派黄振带领百余武装人员到高潭重建武装和开展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恢复乡政府,由黄亦文任乡长,罗佩文、黄育文任副乡长。乡政府采用流动办公的方法开展工作,还组织40多人的自卫队,没收紫金南岭大地主囤积在高潭石壁湖粮仓的粮食作为活动经费。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临时支部,至1948年初,黄振调离高潭,中共惠阳县委又派林强、彭明、林传三人到高潭组成高潭区工委,后改为区委,加快了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尹林平、方方率领的粤赣湘边纵队频繁在高潭驻扎和开展武装斗争,高潭乡政府积极做好支援部队的各项工作,成立了青年联谊会、晨钟剧社、祝东区工作队,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设立税站,征购公粮,为粤赣湘边纵队活动筹集资金。在粤赣湘边纵队的帮助下,高潭组建了人民武装独立中队,活跃在高潭、马山、宝溪及惠紫边区各地,配合兄弟部队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9年春,随着全国各地不断解放,使解放战争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此,高潭乡政府组织战勤队,储集物资,准备协助部队解放广州。同时,地下党还派员到外地学习,训练骨干,并输送青年到南方大学学习。祝东区工作队拉到安墩集训并改为民运队,领导群众的支前工作和城改工作,做好解放多祝、平山等圩镇的准备。

  在解放战争中我南下解放军和广东人民武装捷报频传,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高潭人民,1949年6月间,高潭乡政府在下圩埔召开了祝捷大会,有部队和群众3000余人参加。与此同时,高潭各村群众还踊跃献出生猪和各种食物慰劳部队,晚上还演剧助兴,一时间,群众拥军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

  1949年冬,高潭各村成立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潭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迎来了全国解放。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高潭又成为东江纵队和人民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地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张善铭、董朗、颜昌颐、叶镛、徐向前、古大存、曾生等都在高潭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高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高潭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红色情怀


第一节:英雄碑前忆先烈 壮怀岁月犹重现


  站在高潭向东偏北20o,占地120平方米,通高7.00米,碑座长2.70、宽2.70、高1.98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肃穆在青砖砌筑的梯形体前,仰望着碑身正面阳塑的七个大字。我们浮想联翩......

  1927年11月,在召开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适逢农军大队长高伟烈士牺牲半年,根据代表提议,将高伟烈士的骸骨迁到下圩埔安葬并竖碑纪念;

  1957年1月,高潭人民将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第一团副团长肖伦等烈士的骸骨与高伟烈士合葬,并重新竖碑;

  1962年,惠阳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2000多高潭儿女,在该址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并将原高伟、肖伦等烈士墓的两方石碑嵌在纪念碑两侧。

  遥想当年:

  1922年秋,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到高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1923年春,在高潭所辖24个乡相继成立了乡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惠阳县第三(高潭)区农民协会”在水口乡的蔚起山房正式成立。高潭农民在农会的带领下,实行减租减息,从最早的二五减租到最后提出不用交租。同时建立了农会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与地主及封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生死搏斗;

  1925年5月,在国民革命东征军联络副官、共产党员何子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高潭发展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高潭特别支部,代号为“高添寿”。1927年秋,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先后迁至中洞百庆楼办公;同年10月,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部份队伍到达高潭中洞,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将之和当地部份工农讨逆军一起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同时在中洞创立了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红军兵工厂、红军军装厂、红军医院、红军俱乐部和东江特委印刷厂等革命机构;

  1927年11月9-10日两天,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高潭楼下角黄家祠召开了“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 宣告成立。嗣后,广州起义军改编的红四师, 也辗转到达东江和红二师会合,东江土地革命斗争迅猛向前,促成了中洞后方根据地建立和发展。

  此时的高潭中洞,被誉称为“东江红都”、“红色革命心脏”。1928年3月以后,海陆惠紫红色苏区遭到国民党军反对派的重点“围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中洞后方根据地更是遭到极为惨重破坏,红二、四师在艰苦奋战中,也损失很大,大批革命群众和红军遭到屠杀和迫害,到处是一片废墟,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但是,在白色恐怖下的高潭苏区人民,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相信共产党还会回来,没有放下武器,而是他们转入地下,继续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抗日战争时期,高潭人民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发扬革命精神,成立抗日自卫中队,支援配合东江纵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五县边区民主政府在高潭杨梅水马家祠成立。解放战争时期,高潭成立了流动乡政府,重建武装,筹款筹粮,积极支前,终于迎来了革命胜利。在20多年的艰苦斗争中,高潭人民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浴血奋战。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高潭人民为之付出了2800多个血肉之躯,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高潭被誉之为“广东的井冈山”。

  这里,曾经是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部;这里,有着中共东江特委印刷厂、红军兵工厂、红军被服厂、 红军医院、红军军需处、后方留守处、红军俱乐部、 红军磨房、燕子洞红军隐蔽所;这里,是海陆惠紫四县农军休整地;这里,是红二师誓师的会场;这里,是著名的南昌起义军中洞改编地;这里,部署着红军的炮台和嘹瞭望哨;这里,是红二师官兵的练兵场;这里,有红二师师长董朗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的“红军井”。在这里,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中洞整编;高潭区农会在此成立;高潭区农会和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在此办公;东江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部在此驻扎;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马克思街、列宁街屹立不倒......

  如今,苏维埃政府旧址仍在,庄严肃穆的会堂,让人们对当年的战火浮想联翩,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个个感天动地的英雄名字浮现在眼前:

  黄星南:1886年出生于高潭镇黄沙村清朝末年,在家乡参加“三点会”,反抗封建剥削。后遭清朝官府镇压,被迫远走南洋各地做苦工。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定居。1922年,在彭湃的指导下,积极筹备和建立高潭各乡及区农会,被选为区农会长。1925年春,率农民武装配合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高潭特支书记。同年11月,在惠阳农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惠阳县农会执行委员。1927年11月,根据中共东江特委指示,领导筹建高潭区苏维埃政权,并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报告,阐述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和施政方针,号召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坚决镇压土豪劣绅和铲除封建势力。并被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带领农民开展分田地、打土豪斗争。1928年,领导高潭农民武装配合红军参加反“围剿”斗争。1929年2月,党组织决定区苏维埃领导人疏散到外地保存实力,他离开高谭前往揭西县。由于长期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党组织决定,他在揭西、惠来边荫蔽养病,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因病情恶化,不幸病逝于惠来县;

  1928年5月,国民党派重兵再次围剿高潭,祸及千家万户。1928年11月,中共女党员江梅不幸被捕,无论敌人劝诱还是施以酷刑,江梅仍然坚定理想信念,对革命忠贞不渝,最终遭枪杀;

  1931年8月,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第二任主席谢锡灵不幸被捕,在高潭游街示众,被敌人折磨20多天。期间,面对敌人的引诱和拷打,依然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展现出对党的绝对****,最终英勇就义。

  罗克明、戴焕其、朱远平、“白皮红心”的伪乡公所乡长黄伯坤......

  从中洞到高潭圩镇,一条长约7公里的红军路......

  “马克思街”,“列宁街”,两条以马克思、列宁命名的街道,当属地球之唯一......


第二节:小车推出新中国 水深深涌源泉


    1986年,原东江纵队司令曾生重访高潭,他深诚而真切地说了一句话: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不是高潭人民保护我们,我们的损失将难以估计,高潭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

  是啊,为了新生的共和国,高潭人民付出了财富、热血和生命。

  高潭区农民协会所在地黄家祠,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罗家祠,红军医院所在地肖家祠,红军俱乐部所在地丘家祠,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五县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听在地马家祠,中共东特委、红二师师部、东江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百庆楼,红军军需处、留守处所在地百祥楼,中共东江特委印刷厂地湖山书舍......

  1927年6月初,高潭区农会转移到中洞,和中洞农会合在一起。海陆丰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派黄雍以特派员身分来到东江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暴动,但是,农会干部和农军主力已经在张善铭、林道文带领下向中洞方向退却,紫金县南岭炮子一带的农军由刘琴西带领也退到中洞,中洞遂成为海陆惠紫4县农会骨干和农军主力汇聚地点。

  4县农军齐聚中洞以后,中共东江特委把“工农救党军”改名为“工农讨逆军”。在中洞周围机动作战,或回旋转移瞅准时机袭击地主豪绅,筹集粮饷,以中洞为中心的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已成雏形。为迎接武装斗争高潮的到来,7月,黄雍回到省委请示汇报。张善铭在中洞百庆楼成立了由他任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戴焕其任东江特委下设的经济委员会工作。

  中洞乡当时只有900多人,一时汇聚这么多农军,食宿问题显得相当突出。戴焕其便将自家的两座大宅腾了出来,其中百庆楼给各县农军和高潭区农会设置了办公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住宿,百祥楼则作为各县农军及区农会的物资储藏处。

  同年10月中旬,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中洞改编为红二师,在中洞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印刷厂、报社和俱乐部等,增加近2000人。戴焕其在东江特委下设的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每天各单位各部门要钱要物都找他,当时许多人都戏称他为“财神爷”。

  大夫第被国民党反动派烧的焚烧了两次;

  1927年5月,百祥楼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国民党反动派焚毁

  1928年3月,湖山书舍遭国民党军队焚毁;

  总占地面积578平方米,共有6厅26间房的百庆楼,在中洞保卫战失败的1928年3月,遭国民党军队焚毁......

  这一砖一瓦,都是高潭人民的无私奉献!

  高潭人民不仅用财富无私奉献,他们更是以智慧周旋于一切反动派。

  87岁的罗乃寿回忆道,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跟他说起当年农民运动的事迹。罗乃寿是高潭新联村村民,在父亲等的影响下,罗乃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高潭圩福隆锅厂(地下党交通站)老板,从事地下工作。当时锅厂在海丰县公平镇茶街设有一个锅行(销售点),与反动武装头目钟超武的居所相邻,交通站便于利用销售锅头的时候侦察敌人的数量、动静等。据罗乃寿回忆,1948年,我军黄振游击大队驻守在福田村,罗乃寿当时探得钟超武将对我游击大队进行“围剿”,便立即通知游击大队,使游击队及时转移,避免了被包围的危险,保存了实力。

  “高潭人民曾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曾生、王作尧部队。”原高潭区委委员、今年90岁高龄的林海亭老人回忆说:

  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曾生、王作尧部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被迫东移。3月18日,曾生部新编游击大队到达高潭。“在此后敌人围追数月的时间里,中共高潭地下组织和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抢救伤员,掩护失散的战士,为部队解决粮食给养,提供情报,帮助部队度过艰难岁月。”

  曾生带领的游击队受挫后,分散在中洞、朝客村等地活动。在中洞,部队转移到岩石山上时,敌军开始进行“围剿”,中洞群众便秘密将粮食搬到老红军江潭胜家集中,然后将大米装进洗净的尿桶里,盖上纸后再在上面放肥料,由几个人装着下田施肥的模样,冒险通过敌人封锁线,把粮食送上山。为给山上部队送猪肉,地下党员黄伟南和邱帝恩等则以“拜神”作掩护,机警地避开敌人的盘问。

  “高潭人民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黄业在回忆录中说,1940年初,他在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第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同年清明节前夕当他刚抵达高潭五指嶂时,便与紧追而至的敌人交上火。在激烈的交火中,黄业的大腿中弹,躺在一棵松树下,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堵住伤口的血,但开始感到发烧、饥渴。随后黄业又在附近碰到一名受伤的战友,两人便一起待在山上。第二天,正尾村一名叫朱阿水的村民与侄子、儿子等上山时发现了他们,等到当天晚上用担架将他们秘密接到家中安置。随后,朱阿水找来当年在中洞红军医院做过医生的钟阿木,给两人医治。经过40多天的治疗,他们的伤逐渐痊愈。伤口刚愈但身体虚弱,不能远走归队,林海亭便将黄业安插在埔仔小学以化名任教,直至完全康复归队。

  1945年5月初的一天,一名日本兵撞进泔溪乡牛栏肚村,被当地的党员朱正光发现。朱正光立即叫来家人藏到屋后山上,观察鬼子行踪。一会儿,屋内烟囱冒出烟,再过片刻,朱正光未发现有日本兵进来,便与弟弟朱玉商量,决定立即各带一支粉枪下山,悄悄摸进自己家。然后,朱玉守住大门,朱正光迅速闪进屋内掩蔽在屋角落里。正在啃鸡肉的日本兵没有发现异动。趁其不备,朱正光猛扑上去,一下将他按倒在地。朱玉听到动静后也立即进来协助,很快将日本兵制服并绑了起来,同时缴获其身上崭新的枪和挎包、背包等。经泔溪乡党支部决定,由朱正光兄弟俩将这名日本兵押送到部队处理。当晚,部队文工团演出抗日话剧,这位受到教育感染的日本兵上戏台配合演出讲话,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并说他叫池田满吉,是日本九州长崎人,被迫来中国参战,表示愿意跟游击队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高潭人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更多的是坦然面对流血和牺牲。

  由于国民党军队一再出动重兵“围剿”高潭苏区,发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叫嚣,实行残酷的弃青留赤的“三光”政策,凶横残暴血洗无辜人民,致使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严重破坏。

  在国民党军阀对高潭进行反复“围剿”的同时,地主民团以江达三为首组织“清乡剿共委员会”,疯狂叫嚣:“杨梅水、中洞一带要统统杀绝,换过人种。秆扫头也要过三刀!”在高潭圩周围建墙种栅筑炮台,并配合国民党军队搜山杀人,下乡劫物,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高潭圩新街建起了劏人房,下圩埔成了杀人埔。许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被捉去割肉生劏,膝头钉竹钉,被活活折磨而死。

  高潭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遇最艰难、最危险的,莫过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东江各地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惊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摧垮红色政权,国民党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先后进犯海陆惠紫苏区。在大敌压境恶战来临的危急时刻,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号召,动员全区民众拿起武器,积极配合红军作战。高潭民众高唱着 “慷慨离乡井,从容上战场,血花开主义,情泪湿衣裳”的战歌,纷纷起来作好抗击敌军的准备工作。在国民党军阀对高潭进行反复“围剿”的同时,地主民团以江达三为首组织“清乡剿共委员会”,疯狂叫嚣:“杨梅水、中洞一带要统统杀绝,换过人种。秆扫头也要过三刀!”在高潭圩周围建墙种栅筑炮台,并配合国民党军队搜山杀人,下乡劫物,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高潭圩新街建起了劏人房,下圩埔成了杀人埔。许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被捉去割肉生劏,膝头钉竹钉,被活活折磨而死。

  中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部队渡过艰险日子,为保存东江革命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期间涌现了许许多多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一天,敌军到中洞搜山,家住中洞的吴嫂一家人赶忙带领赤卫队员向她屋后山的石洞转移。不一会儿,敌军搜到洞口附近,隔一会儿放一两枪,试探虚实。洞内一片漆黑,阴森可怕,突然,吴嫂不满3岁的儿子吓得哭了起来,为不让敌军发现,吴嫂立即用手扼住儿子的喉管不让哭出声来。半个多小时后,敌军才撤走,当吴嫂把儿子抱出洞外时,孩子已脸色发黑,永远离开了抱着他的妈妈。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地主阶级的斗争中,高潭尤其是中洞村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中洞村原有上千人口,90%村民被杀害,绝户160多户,大茂乡的黄泥桥和二天肚两个村民小组共83名村民仅剩下3人。中洞村几年来遭到的血洗和迫害,最后只剩下200多人躲藏在乌坉岩石的大山嶂或流落他乡,才幸免于难。几乎家家有亲人被杀害,160多户被全家杀绝,七八十座房屋全部烧毁,财物抢劫一空;泔溪乡被杀害和抓走300多人,30多户被杀绝。

  仅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地主阶级的斗争中,高潭全区被杀绝412户,被烧房屋8000多间,被杀害人员达2868人,占当时全区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红军中牺牲的人员......

  走进中洞村,你会看到一口并不显眼的井,这是1927年南昌起义军进驻中洞后,为了方便军民用水,红二师师长董朗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的。红军走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将这口井称为 “红军井”。正是这深厚的军民鱼水情,高潭人民心愿情愿地为共和国,为人民的子弟兵去奉献甚至牺牲......

  这正是:“峭壁万仞鬼斧功,鸟道飞悬不盈盅。奇幼天生倚空碧,驱走怪石开鸿蒙。一峰未过一峰横,上天入渊心惊中。饥鹰掠人昼厉吻,哀猿啸侣夜深茏。平生游历境不到,疑汝凿开混沌穷。五指山嶂森峥嵘,对此何能奇奥同。百庆雷封万笏山,青骢黄绶白云涌。但见红都厚历史,谁与高潭竟颜容。”


第三节:前人栽树后人 子孙感恩慰先烈


      在水口村,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曾带领东江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在这里驻扎,开展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在水口驻扎期间,曾生看到了村里雨天无桥过河之苦。1986 年,在曾生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村里建起了桥梁,命名“锦江桥”。

  “锦江桥”拉开了党和人民对革命先烈的尊重、对老区人民的感恩帷幕。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办发64号)。

  2016年4月,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惠东县人民政府联合向惠州市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传达贯彻省老促会‘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座谈会 ’精神的报告”(惠市发改[2016]138号)。

  2016年7月以来,惠州市委、市政府循序渐进地加强了高潭革命老区各项建设。

  截止2016年底,革命老区为老区人民办了10件实事:

  一、红色旅游产业:一是完成了《高潭镇红色旅游小镇规划》,努力建设高潭特色小镇。将高潭明姜、蜂蜜、巴戟酒列入“惠东十六宝”旅游特产进行宣传推广。二是大力发展高潭特色种养产业,目前,全镇已种植绿茶250亩、蜜柚500亩、石斛20亩,养殖蜜蜂3700箱,推动了特色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三是中洞村正在申报创建国家4A旅游景区,助推老区人民经济社会发展。

  二、培训基地建设:一是完成了高潭培训基地的规划设计,计划投资新建市委党校高潭校区,校区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综合楼、宿舍楼、运动场等,预计今年10月份可完成部分工程建设。二是邀请了省委党校、中山大学专家教授到我县调研,就史料挖掘和师资培养等工作进行指导。三是挖掘形成了《惠东红色遗产档案》、《追忆高潭星火、传承红色气质》等一批教学资源,整理了一批老干部和革命后代口述资料。四是进行干部试训,去年共举办县级培训班7期,培训600多人次。今年3月份举办了首期市级培训班(惠州市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2017年将统筹市各有关单位赴高潭举办各类培训班115期次,参训学员达5000人次以上。

  三、蓄能抽水电站落户:去年,我县向市政府上报了《关于协调支持革命老区高潭镇中洞村抽水蓄能项目建设的请示》,请求将电站站址调整至高潭镇中洞村。今年3月份,省水利水电专家到高潭进行实地调研,对项目选址在高潭中洞村表示肯定和大力支持。下来,将进一步加大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省政府支持。

  四、高速连接线建设:高速连接线分两段实施:第一段(G236线)中洞革命纪念广场至公梅段(3.8公里)工程由惠东县交通局具体跟进,已进入施工阶段,完成了全程附着物清点和3公里的清表工作;第二段(S242线)高潭公梅至汕尾交界段道路(12.9公里)工程由惠东县公路局具体跟进,已完成立项、初步设计方案批复工作。

  五、供电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方面,已将高潭供电基础设施实施方案的长电网升级改造项目纳入2017年投资计划,已完成施工图设计、材料申购和施工队伍招投标等工作,部分村已进场施工。此外,争取到省发改委30NW光伏发电指标,将在高潭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项目,促进老区经济发展。

  六、宽带通讯设施改善:制定了惠东县高潭革命老区免费公共WiFi项目(一期)建设实施方案。由市安排专项资金55万元,计划在高潭革命烈士纪念碑、百庆楼、百祥楼等核心公共场所建设50个AP,提供免费公共WiFi接入服务。

  七、陈列馆建设:经过前期调研,百庆楼、百祥楼不具备大规模陈列布展条件,主要安排实景布展。因此,提前启动了陈列馆建设设计方案,将高潭原文物馆拆除重建,建筑面积2000平米。《高潭陈列馆陈列大纲》和《革命旧址陈列大纲》正接受市党史部门审核。

  八、农村饮水安全保障:高潭镇水口村、水下村、公梅村、金坑村等4个省级贫困村通自来水工程已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19万元;剩余9个行政村和圩镇饮水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

  九、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高潭革命老区于2015年6月获评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按照国家评选要求,必须在获评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满3年后才能参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此,我们提前准备,制定《关于申报高潭革命老区为第五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方案》,明确各有关单位工作职责,按照时间节点全力推进落实。

  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一是将百庆楼、百祥楼、红军井、红军磨房等中洞村周边革命旧址以“东江红都——中洞革命旧址群”名义进行申报;二是将高潭区级苏维埃政府旧址、高潭革命纪念堂等高潭圩镇周边革命旧址以“全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革命旧址群”的名义申报。

  令人欣喜的是,红军医院和兵工厂等14处革命遗址修复如初,既告慰了英烈,又能激励子孙万代!


第四节:英不死忠魂 代代陪伴到永远


      《惠州日报》记者潘高耸 李燕文黄宇翔 马海菊 黄秀霞在《高潭两代守陵人:守望烈士就是守望时代恩人》一文中深情的写道: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祭拜自家先祖同时,有人会去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民族精神。当你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下寄托哀思时,是否注意到那一尘不染的墓碑?当你献上鲜花追思烈士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是否看到了那并不高大、却与英烈灵魂相伴的守陵人的背影?

  钟旺,1987年退休的高潭革命烈士纪念碑唯一的管理人员。

  守陵人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27年。直到80多岁,他才把这份重担交给了张兴年——一个在外打工多年的80后年轻人。

  清晨,温煦的阳光驱散了薄雾。张兴年扛起扫帚,来到不远处的惠东县高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准备打扫卫生。一年前,他第一次以守陵人的身份来到这里。

  85岁的钟旺慢慢停下脚步,望着张兴年。一年前,他最后一次以守陵人的身份打扫完陵园,将扫帚交给了张兴年——他期待了很久的接班人。

  此时,一老一少两代守陵人目光相碰,相视一笑。

  “后生仔,干得还习惯吧?”钟旺问道。

  “嗯!”张兴年点点头。

  高潭镇,一个对于惠州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熟悉,是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出名了,不光在惠州,在全省甚至全国它都响当当。这里是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地。

  陌生,是因为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惠州首屈一指的革命老区实在是太偏远了。从惠州市区到这里足有一百多公里,沿途一半是环山路,驱车要花上两个多小时。

  高潭革命烈士纪念碑就耸立在高潭镇政府附近一处高地上,根据碑文记载,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累计牺牲的高潭英雄儿女多达2800多名,有400多户因此绝户。部分烈士的遗骨就埋藏在纪念碑下。

  经过多次修葺,这座纪念碑如今颇具气势。绿树鲜花嫩草簇拥着大理石材质的纪念碑和高台,庄严肃穆又不失亮丽。

  然而,纪念碑的看护管理工作曾让当地政府颇为头疼。高潭镇地处边远,经济基础较差,改革开放后,很多当地人外出谋生,当地人手不足。加上“守陵人”并不是什么“美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政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专职管理人员。

  1986年,56岁的钟旺赋闲在家。他是当地人,当过生产队长和村党支部书记,为人踏实稳重,在当地颇有威信。

  如今,85岁高龄的钟旺依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那一年,东纵边纵老战士联谊会高潭分会的会长找到我说,老钟,管理纪念碑这活,你就接下吧,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再把你换下来。政府会给你发工资,钱不多,就算是个意思。”

  1987年,他正式成为守陵人。

      守陵人的工作简单又繁琐,打扫卫生,修剪草坪,擦拭纪念碑,提防调皮的孩子来“搞破坏”……

  钟旺一开始的打算是,干几年,等年过花甲就“再退休”。他没想到,这一干就是27年。

  “守陵人这工作,不累,但要天天守在附近,就像有绳子拴着你似的,哪里也去不了。钱拿得也少,没什么人愿意干。”钟旺说,自从做了守陵人,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高潭镇。

  守陵人难招聘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人觉得晦气。有人曾对钟旺说:“老钟,你也这个岁数了,还看墓地,不吉利!”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钟旺总是一拧脖子,反驳道:“这是革命烈士的陵墓!驱邪匡正,大吉大利!”

  钟旺说:他所以能坚持守陵20多年,除了补贴家用的想法,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战争年代,正值少年的他有意投笔从戎,无奈未能如愿。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活平淡而幸福,年少时的梦想永远埋藏心底。

  “我对革命烈士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能守护他们的遗骨,我打心眼里觉得荣幸。”钟旺说,这种近乎神圣的个人体验,不是和他有着相似经历和相同追求的人,很难体会。

  岁月不饶人,尽管身体依然硬朗,但精力已大不如前。最简单的清扫工作也让他越来越力不从心。

  镇政府贴出了纪念碑管理人员的招聘启事,张兴年揭了榜。他也是土生土长的高潭人,就住在圩镇上。

  张兴年说,他还是孩子时,很喜欢在纪念碑附近奔跑玩耍,经常能看到守陵老人那孤独而又坚毅的背影。那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会成为这背影的继承者。

  张兴年手脚麻利、言谈得体,镇政府很满意并最终决定聘用他。张兴年成了继钟旺之后的守陵人。

  钟旺上下打量了一番张兴年,心里暗自嘀咕:“太年轻了吧。”

  从钟旺手中接过扫帚时,张兴年觉得眼前这个表情认真的老人有些可爱。在此之前,他对老人的印象仅限于:小时候自己在附近玩耍,老人一阵小跑过来,告诉他们,千万别在纪念碑上写写画画。

  交接完毕,钟旺转身离去,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一眼纪念碑。张兴年看到,老人的眼圈有些发红。

  刚成为守陵人的张兴年,觉得这活很轻松,扫落叶、修草坪、擦拭纪念碑,轻松得有些不好意思。过了几个月,他觉得这活真是烦,日复一日,天天守在附近,哪儿也去不了。

  更让张兴年郁闷的还是某些街坊的指指点点。“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起了老人家的活啊!”有人说。他臊得抬不起头。其实当初接下这份工作时,他就犯过嘀咕:“守陵这活说出去真不太体面,而且工资还低。”

  所幸,亲友对他的选择却是百分之百支持。“我儿子的工作是守护烈士!”父亲自豪的言语让他挺起了胸膛。“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行!”妻子温柔的话让他心头一暖。

  最让张兴年意外的还是朋友们的反应。他在外打工时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他们得知他的新工作后纷纷打来电话:“你这工作挺有意义!”

  张兴年开始了解和学习高潭的红色历史。

  翻阅书籍,上网查资料,跟镇上的老人家聊天……高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革命篇章,在张兴年的脑海中渐渐清晰。高伟、肖伦、罗觉环……他开始了解一个个长眠于此的英雄们。慢慢地,他知道了他们的生平,他们在他心中不再是墓碑上冰冷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激情澎湃、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开始自豪,因为我知道了我的家乡是多么伟大,涌现出这么多英雄!”张兴年说,他也理解了钟旺的举动,理解了老人与他交接时的郑重其事,理解老人离去时的眼圈发红。

  如今,距离钟旺、张兴年两代守陵人交接整整一年,镇上的一些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因为纪念碑一如既往地一尘不染。

  还是有人注意到了。罗建平是镇文化站的站长,他的爷爷罗觉环是烈士,就长眠在纪念碑下。与镇上大多数人相比,他对纪念碑有着更深的感情,也就更多一份关注。

  罗建平说,打小时候起,守陵老人的勤奋和敬业就令他钦佩:“本来一天清扫一次就足够干净,但钟伯每天早晚各清扫一次。除了极端恶劣天气,风雨无阻。他把纪念碑擦得比家里的桌子还干净。”

  86岁的罗乃寿是镇上一位老干部。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当地负责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如今,年迈的他经常来到纪念碑前,坐在台阶上,且听风吟,缅怀逝去的战友,回想峥嵘岁月。“刚换守陵人时,我还担心后生仔毛手毛脚不踏实,待不住也干不好。现在看来,他还是挺认真负责的,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很欣慰!”

  卸任一年,钟旺还是经常到纪念碑附近转悠,远远看着张兴年,或上去搭句话、帮把手。他从来没有以“过来人”的身份指手画脚。他越来越相信这个后生仔是合格守陵人。

      张兴年越来越习惯现在的生活。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他的生活中少了些喧嚣,多了些宁静。“我会像钟伯那样干上20多年、40年、至到老了干不动了。但我知道,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守望烈士,就是守望这个时代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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