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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青春

作者:黄祖柏  发布时间:2019-10-29 17:20:51  点击:196次



1958年,疯狂的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巨变。

出于文化大跃进的政治需要,组织上派我到省艺术学校培训班学习。这样,在翻天覆地的革命大潮中,我从一名行政机关职员转变为文艺工作者。

在省艺校我认识了华南歌舞团的琵琶演奏家吴伟中老师,他高超的琵琶表演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这个晚生。

培训班学习时间虽短,但学习内容丰富,我就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表演艺术的养分。

回县后我被任命为县四联文工团团长,当时团里有40多名演职员,以出演采茶戏为主。

文工团下乡多,县下辖的公社我们都走遍了。每到一村,村民倾巢出动,街巷一空。

一般来说,文艺下乡是当天去当天回,远的譬如去龙川附近的话就要住上一天。住在乡镇,利用晚上时间演戏就不可避免了。当时县城、镇里才有电,下村演出只得靠煤汽灯照明。一个煤汽灯的照明效果相当于一支千瓦灯泡,演出时有三个煤汽灯就够。

演戏之余,我们还积极参加合作社的生产劳动。

除了我,其它队员都没工资领,当然,有饭吃,有少得可怜的五六块钱作生活补贴。大多数队员来自农村,他们思想单纯,现在会演戏了,这是他们的一技之长,光这点,足以让他们备感光荣、干劲十足。

不久,我又被派去学戏剧音乐,文工团也随后解散,原因很可能跟行政区划调整有关……

1958年下半年,连平、和平两县合并,定名为连平县,县城选择在原连平县忠信镇。省委下放的一批干部前来任职,饶彰枫、陈景文同志是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位。

饶彰枫同志解放前是香港地下党领导。解放后饶彰枫同志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后因反地方主义受排挤下放到我们县任县委副书记。

饶书记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他十分重视党的文艺事业,指示要建立一支粤北山区人民喜闻乐见的汉剧艺术队伍,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汉剧并非本地戏,其历史老过京剧,是古时战乱客家人逃难时诞生的剧种,我们广东人称它为外江戏

为尽快落实饶书记指示,县文化部门马上着手从各中学和原文工团招收学员,派往汕头地区戏曲学校学习。

我既是戏曲学校的学员,又是戏校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全县学员的领导,并负责戏校在大埔县的招生工作。

首批学员有8个,被分配学花旦的是张定慈,学小生的曾秀伟、李其才,学丑角的黄桐星,其他4名学戏剧音乐,或头弦,或二胡,或洋琴,我是学琵琶。

我的琵琶老师是广东汉剧界著名琵琶演奏家饶碧初先生。老先生的琵琶演奏不论是技巧、音色还是风格都独树一帜。他不似旧时师傅,也不像现在所谓的音乐专家,教什么总是留一手。回想他毫无保留将演奏技艺传授予我的情形,以及他演奏时浓郁的味,真是百感交集,回味不已。

1959年春节后,和平县文教局招考第二批学员,共15名,全送到戏校学习,这又给我们这些老学员及戏校师生很大鼓舞。我们练功的劲头更足了,排戏的热情空前高涨。

当时县委、县政府对我们这两批学员有个要求:学成回来,必须排一台戏,作汇报演出。

在饶书记的支持下,为确保学员学有所成,县里还派出县文化馆馆长朱孟富同志为学员队长,专管政治(原来既管政治又管业务的我因为太忙,后来就专心管业务了),还在县文工团、县采茶剧团抽调主要业务骨干充实到学员班,为和平汉剧团的成立所需人力资源做好充分准备。

广东汉剧院、戏校以及其他兄弟汉剧团,为和平汉剧团的建立都给予了多方面支持。首先是演职人员的支援,李金煊、杨安平、曾少梅、黎银屏、温展镇、杨运兴、李新灵、梁达华等同志都是潮安汉剧团、梅县汉剧团、东风汉剧团、平远汉剧团送往戏校培训的学员,都调入和平汉剧团。其次是练功、排戏上的优先安排。戏校老师知道饶书记这些县领导在我们身上寄予厚望,对我们的学习和排练抓得更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基本功训练,校方根据和平学员特点,选择了一些小戏和折子戏进行反复排练,以加深学员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为圆满完成汇报演出任务,戏校老师紧锣密鼓地排演了《盘夫》、《闹严府》、《丛台别》、《二度梅》、《六月雪》、《窦娥冤》,再加上几个小戏《打花鼓》、《柜中缘》、《拾玉镯》、武戏《三岔口》等等,对我们的一招一式都进行了细心指点,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此外,剧团所需服装道具及灯光布景等的采办,也得到了广东汉剧院许多老艺人的鼎力相助。演大戏,不但演员行头要齐全,服装、道具、布景也要新置,买什么样的我们这些新艺人哪里懂得!

总而言之,和平县汉剧团的建立,是县委领导重视、全体演职员工齐心协力和汉剧界各个剧团大力支持的结果。

1961年春节前,和平汉剧团正式成立,人们祈盼已久的要有自己汉剧团的愿望实现了!

从戏校学习回来的45名演职员向党政领导和和平县人民作了首场汇报演出,大获成功。

从领导的赞许、观众的掌声中我们深感几年的戏校生活没有白过,大家心里既热乎乎又甜滋滋。为了这两小时的舞台演出,我们努力了近六百个日日夜夜!

演出成功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演员阵容强大,花旦、青衣、花脸、武生……生末净旦丑,各类角色演员应有尽有。

其二,服装道具精美、规范,衣着气派。我们穿的不少汉剧服都是从兄弟单位或上级单位借来的,既好又全。记得有一件龙袍,造价好几百块钱,都是手工绣成,不过穿上去没多久就汗涔涔湿淋淋的。为防止汗水流得太多影响现场效果,只好在里面穿了件用线串竹子做成的马夹。

其三,演员演技娴熟,而且热情高涨,表演欲望强,所以,个个都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汇报演出后,饶书记当着我们的面问管理财政的钟副县长:同志们演得怎么样?

很好!钟副县长赞不绝口。

好就批钱!当着我们的面,饶书记从钟副县长手里批给汉剧团两万块经费,用于购买服装、灯光、戏箱及各式道具。可见,饶书记对汉剧团的实际运作情况真的一清二楚,缺什么少什么都记在心里。有这样的好书记,我们工作能不拼命吗?

剧团在朱孟富团长的带领下可谓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剧团分两个队,每年要下乡巡回演出一百多场,从未有人叫苦叫累。

下乡演出是这样运作的:先派一人打前站,与当地文教官员商定演出具体事项后,就在圩镇中心贴出宣传海报。

出发前,除了准备演出道具,个人还得准备行李。行李其实很简单,主要是棉被、蚊帐、草席、小铁桶以及一些日用品。记得当时每个人都有只编了号的棉被袋,这样收拾棉被时就不容易混淆。

当时演出也售票,票价大概是前座25,中座2角,后座15,站票1角。也有包场的,只要几十块钱一场。

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极度匮乏,一年到头都难得看场电影看场戏,所以演出票没有一次卖不完的。

一般一天演两场,上午一场,晚上一场,每场两小时。

经常有这样的现象:票卖出去了,观众在等待观戏,而演戏的人还没到。我们也没办法,路不好走,行车也不便,那个年代哪有现在的条件好!我们在车上就开始化妆,车一到演出地点,我们就下来搭戏台,马不停蹄将整个广场围起来。

每一场演出我们都非常投入,每一出戏的角色我们都细心揣摩,用心演绎。所以,毫无例外,每场演出引来的喝彩和掌声都经久不息、难以忘怀。

晚上演完戏回来我们才开始忙自己事。

睡觉的场地一般统一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有时是仓库,有时是小礼堂,有时是会议室,都很简陋。总务在我们演出时已经叫人把睡觉场地打扫干净,并用粉笔划好床位,每个床位标上姓名。

男女有别,当时就是用木板竖起来隔开的。我们在自己的床位就地铺上席子,找到自己的棉被袋取出铺盖,支起蚊帐。

个别人的床位是原来尿桶的位置,那人也不计较,消过毒,有什么嘛!照睡!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我想那就是。

和平汉剧团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毗邻而居的江西老表那里,当地文化部门领导不断来函或来人邀请我们剧团去演出。

其中之一的定南县委书记姓朱,是和平人,他得知消息最早,第一场汇报演出他就专门派县文化局工作人员来看过,并第一时间发出邀请。

为答谢江西老表的诚意和对剧团的支持,1962年,我们带着《血掌印》、《窦娥冤》、《孟姜女》、《闹严府》等汉剧传统节目先后到龙南、全南、定南、南康、赣州、大吉山、岿美山等地作巡回演出。

至今忆及,给人的成就感足以回味一生,那情形决不亚于现在当红歌星演出的盛况。何况我们当时的演出根本无须策划,无须派票,无须职业捧场人……想象一下人山人海、场场爆满的场景,至今心里还热乎乎的。

为满足当地观众的要求,剧团每天还不得不加演日场,基本做到一日三场,工作负荷量不小。

那次到江西赣南的巡回演出,老表们对汉剧的喜爱及其热情待客之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真情的怀念。

记得剧团在大余县演出时正值五四青年节,白天我们和当地县共青团委联欢。在联欢会上,我和饶伟奇,一个抱琵琶,一个弹古筝,合奏了一曲汉乐——《蕉窗夜雨》。没想到反响特别热烈,让我俩欲罢不能,最后只好再奏一曲汉乐《出水莲》答谢观众。后来才知,演得好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人都没怎么见过这两样乐器,尤其是古筝。演出完毕,好多观众就跑到古筝跟前来一边看一边摸,好奇得很。

不论本地演还是外地公演,和平汉剧团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领导的好评。原因无非几个方面:一是演员年轻,演出有活力,建团初期演员平均年龄为17岁半;二是演员形象美,角色齐全,基本功扎实;三是服装道具灯光齐全、鲜艳;四是舞台作风严谨,演出认真努力;五是我们这支演出队伍谦虚谨慎,虚心好学,一直都把这些来自领导和观众的反馈当作工作上的巨大动力,不断鞭策自己,争取更上一层楼。

在休演时间段,我们一般都去附近乡亲家帮忙劳动,宣传党的政策,或者义务给人理发。

当时也是女演员多,但她们一点也不娇气,上街扫地、下田插秧割稻子,样样都卖力。有会理发的女演员回来跟我们讲,说有的乡亲头发一点也不长,根本没必要理,他们来理发的目的其实就一个,想走近点看清演员的现实模样。

演员们用艺术与理想演绎青春的精彩,平时出街露面,群众都围着看。那个时候没有明星偶像,剧团演员就成了群众心中的崇拜对象。每到一地,我们经常看到当地青年男女竞相模仿剧团演员的发型和穿着打扮。

那时的领导也特别重视文艺,每去一处,当地领导总会在饭店摆上三四围请我们吃上一顿作为答谢,那真是件很开心的事。要知道,烧酒、红烧肉、紫姜焖鸭……这些好菜平时我们也很少吃。

即使没特殊大餐,当地党政部门都会批条子特殊供应我们必要的粮油,甚至108条香烟,100来斤的猪肉,还有肥皂,这在那个饥饿年代都是极其奢侈之事。记得当年我们每月每人口粮是20斤,上山下乡、台上表演、台下劳作……你说一个成年人能吃得饱吗!我记得,在没有下乡演出的日子,我们唯有外出找个摆卖的小食档,弄个糠拌炒粉充饥。

1963年合二为一的两县又划回原来的连平县、和平县。同时,和龙川县一起,脱离韶关地区管辖,重新划归惠阳地区。

而汉剧团则划归连平县,改名为连平汉剧团。

1964年冬,剧团在本县的隆街、上坪等地演出。台下有两人坐在第一排正中座位,连续几晚一直都在津津有味观看演出,他们是惠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吴复光和艺术科的唐波同志,县里作陪的有宣传部田敏副部长和文教局张局长。

他们边看边指指点点,大家还以为是在评论演员的表演哩。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地委李全善副书记的指示,准备将连平剧团的主要演员和业务骨干调往惠阳地区充实东江汉剧团。

县委当然舍不得,不愿放!但对地委的意图,县委又不能硬顶,后来只得顾全大局,执行命令。

汉剧团的演员也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今天谈话,明天动员,后天就走。

1965年的元旦、春节,剧团都没有放假,我们先后在隆街和县城不动声色地作了不是告别的告别演出。

同年三月,地区文化局再次来人落实两团合并计划,连平汉剧团除留下行政领导及部分演员外,其余大部分主要演员、音乐人员都调往惠阳。

那时东江汉剧团共有七八十人,主要是由我们连平汉剧团和汕头汉剧团的演职员工组成。

记得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惠州市人民大会堂,也就是现在的惠州演剧院。

1965年冬,东江汉剧团改名为惠阳地区汉剧团。

原连平汉剧团的同志继续发扬对汉剧艺术的执着追求精神,对角色揣摩到位,对演艺精益求精,成功塑造出诸多艺术形象,如朱启香、张定慈扮演《红灯记》的李铁梅;曾秀伟、胡雪文、林铭芳分别扮演《秦香莲》的陈世美、老国太、秦香莲;张永新扮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杨运兴、李金煊、吴玲子扮演《沙家浜》的胡传魁、郭建光、沙奶奶等等,这些演员对角色的精彩演绎在东江人民心中都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当然,没有幕后的精彩,台前的精彩就要大打折扣。任何成功的演出都离不开台前幕后人员的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其实,许多幕后人员都可圈可点。

舞台队长庄学贤,积极推进舞台改革并取得实效,后因病不幸早逝。

李克同志原是剧团音乐演奏员,组织上叫他打前站做好后勤工作,他也毫无怨言,认真对待。

傅贻南同志担任作曲、音乐演奏,他善于学习,不断改革唱腔,作品屡获好评。

新灵、张永新等等这些剧团领导层成员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这些幕后人员的激情和智慧,与台前演员的专业和专注共同扛起了繁重的演出任务,他们不愧是一群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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